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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英
中央政府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从单纯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向依赖货币政策工具与调整金融结构、解决金融体系深层次矛盾并举上转变
2月10日，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如期在京举行。是次会议引人注目，其原
因在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宏观调控正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控制通胀风险的两难抉择。
会上首先出现的是一条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新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宣布：将尽快制订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之前，只有15%的保险公司资产被允许投资于股市，并且只能通过基金间接投资，因此这一消息的披露，被视作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银行三方的同时利好。
资本市场有望因此承接大约5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保险资金进入，并获得一个稳定市场、追求长期价值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将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而资本市场的兴盛发达、又将泽惠银行体系本身，改变目前间接融资一股独大，从而积聚过多风险的局面。
关于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问题早已争论多年，但为何现在终于有了定论？这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正在由各个市场单一推进改革到多市场改革协调并进的转变。
联系会前刚刚发布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央政府先行启动货币市场改革后，已经意识到资本市场改革不可偏废，而开始致力于二者的协调推进。
本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再次表示要加快金融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改革、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保险体制改革以及办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尽管上述改革在近年屡被提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之后启动的改革将是一个更注重协调发展的一揽子改革。
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
2003年，尽管经历了第一季度SARS来袭的趔趄以及年中一些地区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依然高达9.1%，不是普遍预计的8.5%，更不是上一年度的8%。
对于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中央政府表现出来的并非全是喜悦。如前所述，温家宝用“经济发展处于重要关口”来描述当下的经济形势，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说：“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
殷鉴不远，中国过去的每一次高速增长几乎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和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积聚。这使得中央政府在面对高达9.1%的经济增幅时，不得不再次提高警惕。
一些信号表明，这种警惕并非杞人忧天。去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2.99万亿元，增速达到21%，而近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为15%-16%，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也评价说：“这一增幅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与之对应，去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26.7%，之前的2002年比2001年增长16.1%，而在1998年至2002年间，平均增长只有10.8%。
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行业的投资增长，数据说，去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是29.7%，汽车投资增长60%，钢铁投资增长则高达100%。
现在正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任由信贷增长，那么金融体系可能重新积聚大量不良资产，使中国金融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消弭于无形，而不足以应对迫在眉睫的金融开放；如果过度限制信贷增长，又可能使信贷规模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使中国丧失宝贵的发展时机。二者之间的平衡稍有差池，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关键在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
2月10日，周小川在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说：“前一阶段，也有一些提法，就是说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现在看来是要着重防止通货膨胀。”周小川的讲话表明，中央政府对于宏观调控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晰，下一步就要看如何看方抓药，见招拆招，对各种药剂进行准确配伍。
下一步棋怎么走
信贷总量的急剧上扬，使“通货膨胀”这只笼中虎又开始蠢蠢欲动。2月10日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定下的调控目标是：把狭义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控制在17%左右，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控制在2.6万亿左右———去年这三者的数字分别是18.67%，19.58%和2.99万亿元。
对于信贷局势的突变———从1997到2002年长达五六年时间的“惜贷”到2003年的信贷猛增，中央银行去年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开市场操作、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检查、公开劝诫等等，最猛烈也最为见效的措施是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政策9月开始施行后，信贷增长几乎是应声而落，2003年最后3个月的信贷增量从前9个月月均增长2750亿元左右下降到800亿元的低位上。
除了去年采取的这些措施之外，中央银行是否还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呢？
尽管在是次会议上，周小川表示要“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今年会高度重视利率问题，但是究竟会不会动用利率手段调控信贷总量仍在未定之数。因为一旦利率上调，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之间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又反过来给人民币带来更大升值压力。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信贷总量调控上，中央政府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从单纯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向依赖货币政策工具与调整金融结构、解决金融体系深层次矛盾并举上转变。
去年全国居民储蓄一举增长了20%，达到22万亿元。这种储蓄增长的势头今年看来并没有放缓。中国工商银行今年1月份就吸收存款12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去年该行吸收存款总额的20%。存款的持续飙升使各家银行手中的现金充裕，又刺激了贷款的进一步上升。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使居民手中的资金实现分流，就很难从源头上截断银行信贷总量的持续增长。
另外，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中，已占据压倒性地位。银行贷款在金融市场融资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72.8%上升到2003年上半年的97.8%，股票市场融资几乎处于边缘化地位。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的企业融资全部依赖于银行贷款，那必将使银行体系积聚起巨大风险。
因此，2月1日，国务院发展资本市场九条意见甫一公布，就被认为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提高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比例，允许券商发债和发股票筹集资本金，“稳步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上述意见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市场结构障碍、投资者心理障碍等，在短期可以收提振市场之功，长期又有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而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恰恰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至为关键。
金融稳定协调机制
本次会议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积极支持和探索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间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这表明，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条块分割式的金融改革模式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将加强，共同服务于中国经济增长。
券商发债芝麻难开门，就是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之间缺乏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去年，证监会为拯救券商于水火之中，祭出《证券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希望证券公司能够通过发债募集资金，化解经营风险。孰料银监会很快下文，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为券商发债提供担保，保监会也发出口头通知，要求不得购买证券公司发行的债券，券商发债的门几乎就此堵死。
前车可鉴，作为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银行、证券、保险都难以独善其身，今年三者之间必然出现更多的融合，也必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比如迫在眉睫的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就需要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通力合作，比如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又需要中央银行、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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