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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登：离开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市的小康，离开郊区的现代化就没有首都的现代化。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引导要素资源向郊区倾斜，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维护好农民利益。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我想再发言5分钟”，昨天下午5时，人大代表、海淀区西北旺镇镇长马士起要求
。
“会后我专门给你一个小时，你把要说的三农问题讲透”，代市长王岐山回答。
昨天晚6时30分，王岐山走进大会食堂，围住他的代表们几乎都在讨论这样一组词：三农问题、失地农民、郊区农业。
今天上午，海淀东升乡乡长杨永安等人大代表向大会递交两会议案，“解决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和就业出路”，“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决好北京三农问题”。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20多次提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次的报告在农民问题上特别有力度”，杨永安说。
三农问题在本次人代会上成了热中之热。然而，为什么“大都市，小郊区”的北京，要如此强调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在北京城市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效应如何？三农问题如何牵动着城里人的命运？
理解“三农问题”的木桶理论
报告摘登：必须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北京市近郊失地农民只有六七万人；郊区人口只有300多万，约为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北京郊区农业产值，即使在郊区生产总值中也只有十分之一……这样一些数字似乎在诉说着北京三农问题“并不那么突出”。
然而，当把北京的三农问题放到城市科学发展的视角宏观考量时，同样的数字却闪烁着不一样的内涵：
在北京这样一个集中全国劳动力的开放市场里，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无法再就业。海淀东升乡失地农民7000多，真正实现就业的不到十分之一，“人家在我们这儿开发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可四五十岁的农民，当得了球童吗？”乡长杨永安说。北京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于秀琴等专家在对2004年经济走势进行展望时提出，每年北京仍有大约25万个富裕劳动力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今年，北京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将加大”。
只有300多万人口的郊区，土地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是城区的10倍，“我们常说北京是大城市、小郊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市农委主任李进山说，占北京面积70%的山区是全体北京人的生存屏障，而北京有限的耕地则是保障全市供应的大菜篮子。
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农问题被放到了“离开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市的小康，离开郊区的现代化就没有首都的现代化”这一全局高度。在强调统筹协调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里，三农问题向人们展示的，是人们熟悉的一个经济学名词———木桶理论：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它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
在北京市行政区域的版图上，什么地方是放慢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步伐的最短一块木板？市政协委员纪世瀛几次到西北部连绵200多公里的山区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障碍就是边远的贫困山区。
今天出版的《北京经济发展蓝皮书》中称之为：改变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二元结构，是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要求。“北京现在高城市化率与二元经济现象并存”，专家称，在反映城乡差距的“二元对比系数”方面，北京为0.28，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
破解“三农问题”的“章鱼效应”
报告摘登：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落实现代农业“221行动计划”，推动特色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
大海里的章鱼，给人们的印象是一身多须，张牙舞爪。然而，这个体积巨大的动物，哪怕只有一根须子受到外界刺激，也会全身收缩成一团，直到安全后全身舒展，因为它没有一个高级的神经系统。
这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农业战略颇有些类似：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鼓励养猪，全国上下都建猪圈；猪肉过剩，全国上下齐心杀猪。最后导致一轮一轮的买猪难、卖猪难，买粮难、卖粮难。
和“章鱼效应”对照，北京市政府寻找着另一种解决思路———“221行动计划”：摸清两张底牌，搞好两个支撑，搭建一个平台。找准郊区农产品的市场定位和区域布局；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资金支撑体系；搭建农业综合信息平台。“信息滞后和不准确，极易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盲目性”，市政协委员刘永泰指出，造成信息不对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亟待解决。
市农委主任李进山透露，221行动计划今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一句话，北京郊区农业不能搞大家都上的大路货，要走精品特色之路”。李进山同时披露了北京农业发展避免“章鱼效应”的新措施：以加速推进工业化为方向，实施“园区带动”、“基地带动”战略，发展都市型郊区经济；以加速推进产业化为载体，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强化农业经济功能，突出农业社会功能，注重农业生态功能”，李进山称之为“农业功能的全面开发”。
来自平谷的人大代表冯国元则在会议期间找到农口的同志，一起商量郊区休闲产业的发展，“平谷不能只有一个大桃”。
求解“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
报告摘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努力扩大就业规模；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大兴区的蒋光兰代表老在打听农转非人员的安置问题：“我最关心的是市政府关于农转非人员新的安置办法何时能出台，农民将会得到什么补偿，农民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能不能跟上。”
“就业和保险，是农民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有活儿干有钱挣，一是人老有病有钱医”，杨永安代表说。
基层代表不约而同的关注后面，是求解北京三农问题的逻辑链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就业和保险。
去年12月23日，北京现代汽车的第二款新车———伊兰特在顺义下线。人大代表、顺义区区长李平说，过去5年全区共引进亿元以上的项目132个，目前落户顺义的跨国公司60家，世界500强企业23家。而对于郊区农民来说，这些企业的到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就业。市农委主任李进山透露，今年全市要培训农民工10万人次，为郊区农民再增加5万个二三产业就业岗位，确保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15%以上。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答农民就业和保险问题时，引人注意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农委称，从今年开始，在全市暂缓征收农业税及其附加，推动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探索养老保险、大病统筹、失业保险的办法，切实解决农民的退路问题，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委主任李进山说。
“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管理、培训、服务等方面平等对待”，报告称。而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改变。本报记者王学锋周家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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