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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亿万农民而言，“一号文件”的特殊意义始于1982年。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为“双包”制正了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辟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中国农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此后，中央又连续发了4个“一号文件”，全都针对农民，充分显示当时中央对农民的
重视，并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
事隔18年，2004版“一号文件”再次针对农民，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自然举世瞩目。
实践证明，那些落到实处的“一号文件”，受益者绝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我们全体华夏子民。
国富民强，正是她全部的注脚。
而这些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们的脚步，更是其声久远。2004：新“一号”的三大突破
CIEN：与上世纪80年代初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相比，您认为新的一号文件有哪些体制上的突破？
温铁军：新的一号文件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
在农村税费改革改革方面，对农业特产税原来的提法是逐渐取消，基于这个税种的实施客观上限制产业结构调整的共识，现在文件提出“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这是一个重大调整。另外，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税率调到8.4%，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共负债的增加，本届政府提出要把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最终恢复到3.4%的水平，这也是一个重大调整。这种改革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对主产区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对此，学界已有很多讨论，我不再赘述。
第三个方面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这是对高度垄断的农村金融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CIEN：在体制政策突破之外，新一号文件与前五个一号文件的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温铁军：和以前的文件相比，一个细微的差别在于，更多的是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当时的五个一号文件中，有30多个“允许允许又允许，可以可以又可以”，其基础是大量的农村调查，在调查之后，根据农民的需求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再通过各部门的利益的博弈，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满意的方案，现在更多的解决实际问题，这说明或者我们对农民的需求不了解，或者是因为垄断部门的利益太深，一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CIEN：您认为，困扰当前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温铁军：农民急需成立自己的合作组织。20世纪80年代，中央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是特别强调，应该让农民发展各种专业化合作、组织社区合作、发展合作组织，但实际上，这种合作组织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涉农领域的垄断一直没有改变，而只有放开金融领域、购销领域、加工领域的合作，才是有效率的。这就涉及到农村的第二个根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垄断的问题。涉农领域的垄断尤其是金融垄断，使得农村的合作组织不可能发展起来。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县以下行政部门的“离农而去”。所谓离农而去，就是原有的公共服务性部门已经变成盈利性部门。这些部门却都以政府的名义在开展所谓的业务，以部门的行为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终造成李昌平所说的“七顶八顶大沿帽管一顶破草帽”的局面。在条块分割的部门利益面前，中央的良政往往最终变成地方的恶政。
采访手记：
温铁军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关键是要看你用什么方法去“拍”。他说农民头上架着三把刀——上学、看病、告状。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就是解决农民间的互助组织问题。在体制尚没有重大突破的时候，2003年，他倾力建造的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河北定州成立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1985：我跟杜润生搞调研
CIEN：在中央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中，您参与了哪些事情？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姚监复：1985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跟杜老(杜润生)他们比起来，就是个小兵嘛。他们制定好的题目，我们分组下去搞调研，摸情况。
农研室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整个农村情况的调查和起草报告，另外农研室还负责跟各个部委协调工作，比如财政部、税务总局等这些部委都需要农研室经常做工作，来回协调。
CIEN：您在农研室每年的工作程序大致是怎样的？
姚监复：我们基本上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搞调研，1／3的时间统计、汇总、讨论，另外1／3起草中央文件。所以，当时我们对下面的情况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在具体的调查中，杜老经常会有要求，比如规定在一个省调查时，看一个好的村，同时还要看一个差的村，就是说既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那会儿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同志，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样的老同志，然后杜老会在大家的发言中找一个折中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意见。
CIEN：跟杜老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的哪些工作原则、作风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姚监复：杜老曾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注重实践，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他已近古稀之年，但是仍然很活跃。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善于与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共事，惟恐自己的判断失于片面，惟恐对人民有什么不利，做到这点是很难的。比如我跟杜主任讲，下面的情况跟你说得不一样，他就会反问一下，要是把你问倒了，他就会哈哈大笑，很得意。假如碰到没被问倒的情况，比如我说，规模大了以后，单产不是提高，而是下降，比如一万亩地，农民就不会投那么多化肥了，只投到适可而止，因为他们是要赚钱的，这样就不追求产量了。相反，如果只要两亩地，那他可能就多投入一些，产量越多越好啊，吃不了还可以卖啊。杜老一听，是这样啊，你赶紧把材料给我，我马上告诉他们去。
钩沉：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简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这个文件被评价为在农村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1984：拧住一根筋抓住一个市场
1984年以前，方远只是有十几个人的乡镇企业。主要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都是些档次较低的老产品。1984年6月，高秀被选为厂长。新官上任，当然得有些表现了。
当时的厂子是一个以生产锤子、斧子、镰刀起家的社办企业，这样一个基础，该怎么发展呢？
高秀还没上任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有一天，一个搞建筑的朋友找到她，问她们厂里能不能生产搅拌机。可是在海阳县，能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子并不是很多。
高秀的厂子当时根本就没实力生产这些大型的机器。原料、技术不说，习惯于做小斧子小锤子的员工根本连搅拌机是什么样都没想过。“当时也不知哪根筋抽住了，居然就跟人家应承下来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高秀自己都觉得好笑。
高秀当时主要考虑，海阳县周围建筑公司发展非常快，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很可能会丢掉一个大市场。
这么着，高秀就开始组织一部分人开始混凝土搅拌机的生产，快到年底的时候，产品生产出来了，但问题仍然很多。她们组织技术员跑到长沙机械研究院，把专家请过来，指导她们的图纸、设计、原材料。一直折腾到1985年4月份，终于试车成功。那位建筑队的朋友以34000元的价格买走了它。
从1984年以后，方远的生产中心就转向了搅拌机等大型农具方面，工厂的规模、人员都日渐扩大。2004年，当初那个不起眼的小农具厂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600名员工、年产值11个亿的大型集团企业。
钩沉：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简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通知》指出：1984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1984年1月16日至26日，农牧渔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通知》精神，表示要用大胆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好商品生产上来，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1983：呱呱新的票子，纸质就是好
1983年，我22岁，那个时候正年轻。为啥能对那一年的事情记得清？因为那年干了两件事：前三个月闲得没事干，后七个月忙得全国转。从1983年开始，咱头一回见了100块以上的钱、头一回现代化——坐上车了，当然是大货车，还有，从1983年开始，咱也基本上就成了外边的人了，一年在村里停不了几天。
有一句话说农民是“一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八个月赌钱”，基本上我们村就是那样。种地也没意思，那时候一斤小麦才卖一毛三分九，再说我家兄弟多，5个，轮不到我上地。
农民么，不种地，还能干啥呢？我家大门后面写满了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东头二娃家356步”、“西巷骡子722步”、“大队48步”……都是我爷爷写的，他跟我一样，不爱说话，也认不了几个字，一辈子除了种地、喂骡子，没有其他事儿可干。村里人老看见他在来回地走路，从东头走到西头、再走到驴槽、然后回来。
不胡扯了，说正事儿吧。那年大概是麦苗发绿的时候，有一天我二哥回来了，我二哥在县城给公家干事。他和我三哥四哥说了很多话，大概意思就是，现在外面放活了，国家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要光守着土地，土里头刨不出金蛋蛋得找点事儿干了。
过了大概十几天，我家就开回来一辆旧的解放车，三哥说，8000块，二哥从县里贷了款，又找村里人借了点。出远门的话，跑上个七、八趟就赚回来了。三哥四哥就这样开始跑运输了，给周围县里乡里运送蔬菜、苹果、棉花什么的。我三哥最远的一次去另外一个地区拉过木材，那一回就赚了600多块。他们有时候出车，我也跟着，有空就学开车。
1983年9月份，三哥把那辆“解放”给卖了，我们家换了一辆“凌河”，这次是新的，三万八！基本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家又添了一辆德国进口的一发带挂大卡车，两万多。我基本上能够单独跑长途了。那年冬天，我和三哥去了一趟南方，给广州送苹果。那一趟赚了五千六！那呱呱新的票子，纸张就是好，折都折不软。
我们家算是村里第一批跑运输的，但不是第一家，当时已经有10来家开始跑了，有的跑运输跑得早的人家里已经开始盖瓦房了。村长经常在大队喇叭吼，把我们范家庄建成一个“汽车庄”！
到1983年年底，我们村跑运输的就达到30户了。
钩沉：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
文件指出，要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要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并且指出，“一讲合作就只能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允许保留一定范围的家庭经营”等看法是错误的。文件还指出要“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
1981：我给“大包干”争户口
王郁昭一生干得最漂亮的事情就是争了个户口，不是给什么人争，而是给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包干”争上了户口，并且是两个户口。安徽户口
1981年，最让王郁昭欣慰的一件事是他为“大包干”讨到了名分。
20世纪70年代末，源于安徽省滁县的“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浪潮。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直接参与并领导了这一活动。“大包干”这一在现在看来简单之极的生产形式，在其诞生之初，却让很多人费尽周折。
那是在一次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要求安徽省委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王郁昭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已经炸开了锅。
在当时，“包产到户”仍属禁区。一些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产量虽好，但不是大方向。
“会场上议论纷纷，有人当面指责说，你这不就是支持单干嘛，是‘复辟’是‘倒退’！”。“我当时说，我王郁昭不怕，我手里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已近古稀之年的王郁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淡然中仍显倔强。
1969年，王郁昭从安徽一所大学的负责人下放到全椒县担任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1975年担任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任时，很多农民在饿肚子的逼迫下，开始偷偷搞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且尝到了甜头。
以凤阳县为例，1969年3月，凤阳县由干部率领到外地要饭的农户达37%之多；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仅小岗村一年就卖给国家粮食12497公斤，超过国家统购任务的7倍；卖给国家油料12466公斤，超过国家规定任务的80倍。
就在会议僵持不下时，当时主持会议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给了王郁昭一个惊喜。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万里同志作了总结，他很风趣地说，‘包干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而且长得很好，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它报户口行吗？所以，王郁昭同志说要给它报个户口，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我看呢，孩子作业、学业都不错，就给它报个户口吧！”这话一出，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说“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国家户口
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在安徽省报上了户口，但这只是地方户口，在全国还不能通行。王郁昭的心并没有完全放下。
1980年后，万里同志离开安徽，调中央工作。
万里同志走了以后，省委有的领导反对“大包干”，认为包产到户不是方向，老百姓要搞情有可原，但是县以上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
一时间，安徽的农村改革形势急转直下，很多地方纷纷下令不许搞包产到户，限期收回。基层干部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账。
“有一次也是省里开会，大家对包产到户围攻。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成绩明摆着，却不让搞，太不像话了。一急之下，我就冲着主席台说，‘你们要么就让我搞，要么就下红头文件撤我的职！我这样做是坚持实践坚持真理的！’会场又吵翻了，回家我就去了医院，气得肝疼啊！。”王郁昭一字一顿地回忆。
就在王郁昭精神上最受煎熬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他看到了邓小平尚未发表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征求意见稿。“我一看，邓小平的意见很鲜明，支持搞‘大包干’嘛，就偷偷让秘书抄下来了，迅速向各县委书记作了传达。”
邓小平在中国农业选择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
1981年下半年，王郁昭作为安徽省代表进京参加农村政策讨论会。会上，他再次提出给“大包干”上国家户口的问题。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该年一号文件其中最大的突破便在于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王郁昭终于给“大包干”报上了国家户口。
1982：“撞”出来的一号文件
CIEN：作为农村经济专家，您曾协助万里同志在安徽推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1982年，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吴象：1982年，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负责起草整理农村材料，另外还有个任务就是协助万里准备材料。后来中央筹建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我就兼做那边的工作。主要就是与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联系、沟通，起草农村政策文件。
CIEN：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据了解，中央把农村工作作为一号文件签发是建国以来头一次，那么当时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吴象：其实，农村工作的文件之所以成为一号文件完全是偶然的。1982年发的文件，1981年就开始准备了，当时的农研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先下去调研、讨论然后回来统计，有问题再下去调研、讨论，这样几轮完了后，就集中起来开会、起草，还要召集各省、各部门协调等等工作，一晃好几个月就过去了，最后到发文的时候，发现没号可发了，该过年了，没办法，只好等明年一月一号给发出去，这就在无意间撞成了一号文件。
CIEN：1982年之后，中央为什么连续5年都要发一个一号文件？
吴象：五个一号文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一发出去，哎呀，可不得了啊，反响特别强烈！出乎意料！各地的农民热情高涨，说中央这次把农业作为一号文件来传达了，头一回！可以说新浪潮是挡不住了，以前有些高级干部、各省的一把手思想不通，接受不了“大包干”的，这下也没的说了，全国形势“一边倒”啦。
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支持农村改革，他一看这个局面，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好！我们明年再发一个一号文件吧！”这样，中央书记处便决定以后每年年末开会，年初发一号文件，好显示出农业政策的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一号文件也就慢慢成为惯例。
CIEN：您如何评价1982年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
吴象：那个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进而终于“完全放开”这样一步步松绑的过程。五个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制定文件，都在消除左的影响，解除公社体制束缚农民的枷锁。
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恢复农民家庭经营，历史绕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其实这是螺旋形地上升了一个层次，对原来僵化的农业经济体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行了自我完善，使之变为新型的农业体制，使亿万农民通过承包掌握了自主权，得到了实惠，得到了自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钩沉：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舆论认为，这是共产党执政30多年来，第一次在文件中承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是一次认识上的大突破，给农村干部和农民吃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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