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亿国债传闻3月见分晓 财政政策艰难转型

　　国内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郭庆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家在今年启动税制结构调整，中央财政的直接收入可能因此直接减少600亿元左右。但是，从改革时机的选择上，可以讲相当成熟。

　　郭庆旺表示，此次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运行是一个重要利好，藉此契机可能启动呼唤已久的民间投资的高涨，从而使我国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得到改变 。然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位资深专家则认为，要想通过增值税转型从而立即启动民间投资的高涨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中央财税政策最终能否发挥最大绩效，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间政策传导机制的疏通。

　　该资深专家对记者说，我国设想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政绩的驱使下，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冲动更多地来源于地方政府。”这位专家对记者强调说。

　　各级地方政府首先承认中央政府的税收税率的权威性，然而为了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他们一般会在类似的年终总结表彰会议上，向外商给予相应的“经济奖励”。

　　“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向外商进行相关的奖励，中央政府也不可能理解为对外资企业实行减税，甚至不能理解为向外资企业返还税金。”这位资深专家说：“然而对外商企业本身而言，其希望达到的优惠条件最终却还是得到了满足。”

　　“7000亿元国债的发行现在还只是设想，到底能否最终发行还必须得到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批准。”这位专家表示：“但是，7000亿元国债发行的动议本身就昭示了国家财政政策转型的艰难。”

　　国债用途决定财政政策是否积极

　　“当然，7000亿元国债发行到底能否定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还很难讲，最终要看国债本身的用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这位资深专家分析。

　　据这位专家透露，7000亿元国债可能要分成3块用途。其一就是用来平衡预算赤字。自从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的大门被关闭之后，只剩下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亏空这一条道路了。

　　7000亿元国债的第二个用途将被用来偿还以前国债发行所欠下的利息，或者是借新还旧。这位专家说，5年来，我国国债发行额度一直在高位运行，从而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的利息压力。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行的一些国债额度，其偿还期限已经届满，因此也只能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

　　“现在争议最大的是第三块，即7000亿元国债中可能有1000亿到1200亿元用于长期建设基金。”该专家对记者说。

　　这位专家同时分析，5年来，我国每年发行1000多亿国债用于长期建设基金，并进而启动了很多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工程没有完工，如果没有新增资金注入，许多工程势必成为“半拉子”工程。

　　这位专家继续指出，除了要继续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之外，中国“三农”问题矛盾日益尖锐也是中央政府决定增发国债重要动因之一，如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缺位等等都决定国债发行规模不能立即收缩。另外，还有公共卫生、住房改造、社保体系建设等也都依赖国债的进一步发行。财政政策转型面临两大部委博弈？

　　“现在争议最大的，是我国持续的国债发行可能助长经济增长对国债发行‘倒逼机制’的形成。”上述资深专家对记者说。

　　据透露，实际上，在国家预算内，直接由国家发改委掌控的长期建设资金只有500亿元，每年占国家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只有5%左右。

　　“这种份额的资金显然不能达到启动内需的目的，因此在1998年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之后，选择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成为首选目标之一。”该专家认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等人测算，通过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在过去5年当中，我国经济的增长有9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

　　“然而，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似乎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债发行的过分依赖。”这位专家对记者表示：“通过国债资金启动的一批在建工程，会不会因为断奶而成为‘烂尾工程’？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能维持多久？一大批与积极财政政策命运相关的利益集团受到损失，会否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

　　虽然我国国债的负担率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极低水平，然而从国债依存度即国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债发行额度猛增，我国这个数字已经在2002年达到了接近30%，而最发达的几个工业化国家平均只为10%左右。而国际上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为20%。

　　“显然，中国财政政策必须尽快完成转型，包括税制改革试图启动民间投资高潮在内，外界已能解读出中央政府本身也想竭力推动这种转型的尽快完成。”为此，要求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便在业界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国家发改委一直抱怨区区500亿元的长期建设资金不足以撬动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运行。”该专家表示：“中国太需要经济增长了！”

　　据透露，为此，财政部则设想以后不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而改由在国家预算盘子内，每年给国家发改委拨付1000亿元的资金，然后让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

　　“国家发改委到底最后能否认同财政部的建议，现在还没有结果。但是，中国财政政策能否尽快完成的‘温和转型’，看来要演变成为两大部委的相互博弈。”该专家说。

　　本报记者 胡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