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
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关注“三农”
对亿万农民而言,“一号文件”是一份亲切的文件,有着特殊意义。
1982年1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为“双包”制正了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辟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中国农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此后,中央又连续发了4个“一号文件”:1983年,“一号文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一号文件”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使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1985年,“一号文件”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针对怀疑否定农村改革的种种倾向,“一号文件”肯定了必须贯彻执行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
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厚望和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
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再次面临一个新关口,与农村经济相伴随的是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农业发展缺乏动力,农村发展缺乏亮点,农民增收缺乏支撑。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谷贱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影响粮食的供给,农民增收进入最严峻的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
权威人士指出,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越来越强,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日益明显,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重农”思想
农民增收困难,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集中力量把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主要用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身上,一是农民增收难已持续了几年,二是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减产,要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就要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他有钱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还直接制约农村的购买力,抑制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需的启动。
文件重点解决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重农”思想。
既重“民力”,又重“民利”。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中国几千年都以农为本,但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重的是农民的生产力,而不完全是农民的利益。这种以夺农政策相伴随的重农,对农民不是福音。“一号文件”把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作为年度第一个文件,字里行间,让人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视“三农”为重中之重的拳拳之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中央文件中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表述非常符合实际。特别强调要善待农民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充分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筑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文件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既明确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同时在努力拓展农业和农村外部增收空间、统筹城乡就业上下功夫。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深化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的四项改革。让种粮农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搬走“拦路虎”
“农民不富,中国不富”。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今后的长远目标。
在不少专家看来,现阶段是农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影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观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和城镇发展,导致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农村贫困户、城市贫民的困难问题,成为小康路上的“拦路虎”。
“一号文件”,22条内容,触及了诸多深层次问题。
财政支农力度前所未有。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传递出国家鼓励农民种粮食的重要信号,在统一城乡税制的政策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突出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多年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0%左右,抓住了主产区,就稳住了全局。今后,中央将启动规模宏大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对推广良种给予补贴,对主产区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补贴;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
转移的农民到哪里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已转移了1.3亿农村劳动力。文件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不论所有制,不论规模大小,只要企业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和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就应该促其发展。
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金融体制……这一项项含金量相当高的举措,将再次激发农村改革的活力。
如果说,20年前的“一号文件”,使凋敝的农村走向繁荣,那么,今天的“一号文件”,则是在全面分析了农业新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后,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创新。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春天孕育着希望,人们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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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日受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全党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意见》共22条,分九部分,约9000字。包括: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意见》指出,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2003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抵御住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严重冲击,克服了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严重影响,实现了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稳定。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
《意见》强调,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意见》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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