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德财长建言中国汇率政策:让金融市场发挥作用

　　赫尔穆特·施密特

　　自从近30年前我作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朋友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就一直将自己视为中国的朋友。这已经是我第15次访问中国。但人们可能会问，我的其他身份是什么？我不是银行家，更不是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创新的专家。我只是一个年长的政治家，曾当过财政部长。但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我只是一个具有一些国际经验的私人身份的经济学家， 仅此而已。

　　不过，我就任德国财长时的情况也许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那时我们的货币德国马克与美元挂钩。越战导致美国金融状况恶化和美元趋弱，因此美国向我们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马克与美元脱钩并且汇率上浮。这一压力引起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德国内阁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我的前任是位很能干的财政部长，他笃信市场的作用，愿意对美国的压力作出回应。但内阁其他成员、包括我自己，则更为固执。于是他辞职了，而我被调任财长。

　　那时，我确信，从长期看，德国必须改变汇率体制。因为如果我们为了保持马克与美元的汇率每天干预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卖出马克，德国中央银行的美元纸币就会越来越多，这从长期看在经济上不合算。另外，马克币值低估导致德国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这从长期看也不合算。因此，我知道，我们确实必须改变政策。

　　但我们不愿意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进行这种改变，也不愿意彻底改变德国的汇率体制，尤其是不愿在一夜之间就改变。相反，我们想慢慢来，一步一步地改变，并且与欧洲的邻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协同进行。这一态度促成了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单一货币单位(仅用于记账)的诞生。欧洲货币体系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最终产生了统一货币欧元和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今天，12个欧洲国家有了惟一的法定货币，以及相互完全开放的人员、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和货币市场。

　　欧元作为一种交易货币，其国际地位远非以前的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或荷兰盾可比。另外，无论欧洲联盟今后将发生什么样的政治演变，共同市场和单一货币欧元都将维持下去。因为保持足够强大的货币，不受仓促行动的影响，也不受私人银行、投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操纵，这符合每个成员国的利益。

　　在我看来，以下几点对中国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显然有一些借鉴意义：

　　第一，一步完成汇率体制转变，从政治上、心理上和经济上来讲，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一国不应在外国压力之下进行这种转变；

　　第三，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地位将远远高于过去欧洲任何一国货币，因此，中国无需与邻国结成货币联盟；

　　第四，多年来大量积累贸易盈余不符合本国利益，因为这无异于为别人生产、加工和辛劳，让别人占尽好处，而得到的回报只是"欠条"(我并非低估外汇储备的作用。外汇储备可以使一国在需要时有回旋的余地，但巨额外汇储备既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减少失业)；

　　第五，考虑到这些经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美元长期趋弱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汇率体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调整应是渐进的。

　　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和银行体系崩溃说明，对外国短期资本普遍开放，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受投机情绪和心理波动的影响，短期金融投资很容易撤走。因此，应当非常谨慎地推进这一过程。例如，在允许"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的同时要制定限制其立即撤走的措施。

　　展望未来30年，我设想在全球将存在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当然日元也将继续发挥国际作用，英镑、瑞士法郎和其他一些货币也是如此。但到2030年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将主要取决于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这三家机构和三个主要监管当局的合作。实际上，我确实认为，在货币和金融市场上，将出现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期望太过乐观。也许还有人会说，我们面前有无数个"但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危机需要解决。我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五大出口国，但它仍是一个国内存在诸多结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我必须承认，尽管美国的年资本流入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相当于每天15亿美元！)，还会企图单边地支配全人类；我也必须承认，尽管欧盟已取得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相信的成绩，但距离一个具有统一政策和统一意志的联盟还很远。因此我必须承认，对我前面的预言，有一百个反对的理由可能都是站得住脚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理由说明我的预言将会实现。

　　以中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成就。高瞻远瞩、胆大心细的邓小平并未在一夜之间实行开放和改革，而是选择了向私营经济、农业和市场转轨的渐进过程。20多年来，中国的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甚至更高。这一成就在20年前看是绝对不可能想像的，今天却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四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进程，中国已经释放出生命力，这个具有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彻底的、实质性的改善。我相信，这种发展势头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

　　当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失望和挫折，正如它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曾经遇到的几次一样。人口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将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可避免地带来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引起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上升。中国迫切需要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以及西部和东北的省份。而这些，需要几十年时间和大量的资金。在这一点上，所幸的是中国的个人储蓄率很高。

　　金融机构的现代化正是诸多重大任务中的一个，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终究要放下向不盈利的国有企业提供长期信贷的沉重包袱。无论一家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是谁，它都应该自己决定发放贷款并对这些贷款负责。但是，只要有一家银行被迫为不盈利的国有企业融资，它就会用从私人部门获得的利润弥补这部分赤字和损失，这可能成为产生通货紧缩压力的一个原因。当然，对老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固然是一项重大的任务，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帮助商业银行处理亏损和不良贷款更是当务之急，这有助于使目前还很虚弱的商业银行变得更具理性，从而使个人储蓄投向更有盈利性的部门。

　　我知道，从2003年起一些大规模的计划和变革正在酝酿中。我只想提一点，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低于德国。考虑到中国的高个人储蓄率，从长期看，中国的公共债务还是可以维持的。

　　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但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之外，我们德国人还把中国看作全球的一个重要力量，一个世界大国。20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城市(北京)作过演讲。上星期，当重新读那篇讲稿时，我看到我当时的预言：到20世纪末世界将存在三个大国，即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今天这一预言已经实现。

　　作者简介：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年生于德国汉堡。二战结束后参加德国社民党,1958年进入德国社民党执委会,1968年至1984年任该党副主席。1969年参加勃兰特政府,历任国防部长、财政和经济部长等职,1974年接任联邦总理。施密特任期内在反对恐怖主义,稳定国内经济,建立欧洲经济联盟和谋求国际和解等政策上颇有建树,赢得国民信任,1976和1980年两次连任联邦总理。1982年辞职后,一直从事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本文为施密特先生2003年12月4日在北京出席由中国银行、欧洲货币、汇丰银行联合举办的"中国会议"时的演讲稿。

　　王蓓林译(责任编辑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