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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经过长达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终于在2003年达到了1000美元。在经济学概念里这个数字非同凡响，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它可以使人们对于未来产生更多的预期。
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均GDP评价的是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人们根据
这个数字的变化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也根据这个数字的大小来划分国家间的差别。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等国的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多的达到40000多美元，而穷国指的就是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这说明我们的国家真正进入了“脱贫”致富的阶段，在新的阶段里社会将会发生更多积极的变化，比如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过去的奢侈品将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住房、轿车、电子通信等大宗消费品将出现爆发性增长；服务业也将会产生更大的发展等。虽然这尚不能改变我们仍是一个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几百美元相比，还是令人欣慰。
不过，在这样一个喜讯面前，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态度，必须弄清楚围绕着它的一些现实。
首先，一个国家从一穷二白争取到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非常不易，但这并不意味它就一定会成为新的发展起点，以后就一定会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的确，有很多国家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比如韩国、新加坡等，但是拉美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同样提供了不少“前车之鉴”，如果处理不好在这之后产生的新变化，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可能。
第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两回事。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并不代表每一个国民的收入都必然会有所提高。GDP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诸多局限，经常会使人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而“人均”的概念更容易将一些具体的现实掩盖起来，比如地区的差别和领域的差别等。在农村，种粮的农民收入仍然较低，一些城市的下岗职工生活状况仍亟待改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这两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之下，我们不仅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面对未来，更要理性地面对眼前的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这个数字用作经济领域的惟一参考指标，因为在它之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各种矛盾和冲突会进一步明显也更加尖锐。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最近谈到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对未来的变化做了判断，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关键性时刻”。
第一个变化是先前的比较竞争优势有可能逐渐丧失。拉美国家的经验就是这样，人均1000美元后，原来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便宜的生产要素都不复存在，优势逐渐减弱，又没有积累起可以充分用于下一阶段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时候，投向于制造业的外国资本就会向其他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转移。
第二个变化是人民生活的要求更加多样化。贫穷的时候只求温饱，现在人们不仅要住宅、要汽车，而且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环境保护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不单单是充足的财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国家在财政税收等公共事业的制度安排上要更加公开、公平，必须要维护社会正义。政府的职能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也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了。
第三个变化就是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有难可以同当，有福就不容易同享。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冲突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就由此引发，所以，当下必须慎重小心地处理一切有关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就是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会自然而然地升温，国民对于政府的要求会越来越多，对于民主政治和基本人权的维护会越来越在意，要求政府廉政、政策透明、要求对公务员进行监督之类的事情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认为，上述可能的变化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当我们回首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发端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时代感到骄傲，毕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人均收入增长6倍值得庆贺。但是现在，在人均GDP 1000美元这个数字面前，除了骄傲，如果再能居安思危或许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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