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建行出资人易位 18年银政不分纠葛终结？

　　本报记者 月生 深圳报道

　　出资人易位

　　1月17日，为期四天的中国银行2004年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的最后一天。

　　此次会议的最重要背景，无疑是中行作为改革试点行之一，接受国务院的外汇注资，以及财政部允许中行、建行之前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于冲销不良资产损失。中行广东省分行某高管人员透露，早在去年10月，中行已确知国务院的注资动向；不过对于后者，他则大呼“绝对是出乎意料之外”。

　　该人士称，在不良资产处理方面，原来广泛讨论的是继剥离14000亿元之后，四大行约17000亿元的二次剥离。“当时的思路是，上市后政府卖掉股份，把现金拿回来抵消不良资产。”他说，这个方案的障碍是无法确定股份能卖多少钱，“后来中央放宽了折扣比例，我们就以为定下来了，注资和剥离，分两手来运作”。

　　根据2002年年报，两家试点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合计3268.96亿元，全部抽出冲销不良资产后，两行的资产净值为2004年1月6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注入的450亿美元。一进一出之间，出资人的身份由财政部易位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近日，中国银行行长肖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03年12月30日，225亿美元资本金已经到账；去年年终决算时，中行将原来所有者权益余额2000多亿元转为专项准备，将逐步用于核销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

　　实际上，早在去年五六月间，中行已委托波士顿(企业)咨询公司就其债务重组战略和五年发展规划拟写可行性方案。10月开始，该行自行组成战略研讨组，又独立拟写另一套方案。此次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对这两套方案进行对比性评估，拿出基本框架，争取于今年4月最终敲定中行的股改和发展方案。按照肖钢的说法，中行将改制成中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计划于2005年整体上市。

　　财政退出对冲历史成本

　　前述中行广东省分行高管认为，财政部从国有银行股权结构中退出，旨在抹去国有银行1985年“拨改贷”以来的利税提取超额化、信贷配置财政化之弊病。如果这一手法未来延伸到工行与农行，很可能成为解决银行与财政之间长达18年的矛盾纠葛的最终方案，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彻底扫平道路。

　　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言论亦曾为另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所提及。在2002年的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该行长提出，国外银行利润通常指账面利润，而今天国有银行达到账面利润之前，却需要做巨额拨备和核销，用来解决遗留问题。这个“遗留问题”，就是改革20年以来，社会经济重大转轨堆积在国有银行身上的改革成本。

　　“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没有个几万亿没办法走过来。”这位行长认为，我国在财政预算中根本没有预算国家转轨所需要的成本，只能想尽办法到处挤成本，中央和地方财政能挤的挤一点，老百姓下岗给他五千元钱，也就是个人承担一点，然后银行破产兼并再弄去一点，实在没有办法，就挤到潜在的不良资产里。

　　这位行长称，这种强挤成本的运作逻辑，摊下了一大笔账，实际上还是要付的，那就是躺在银行账上的不良资产。细化到操作层面，他用了“利润税收化”这一术语，就是说长期以来国有银行账面利润不做计提，直接上交财政，财政作为国有银行唯一股东的行政代理人，把钱全部分配掉，其结果是留下了不良资产。

　　非但如此，财政部门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人，对银行税收也存在超分配嫌疑——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提出了这一观点。

　　“中国商业银行税负之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马在一个私下场合如是说。他的算法是：33%的所得税，加上8%的营业税，如果把营业税换算成所得税的话，则银行业总税率高至67%左右；近三年营业税每年降了1个百分点，但总税率仍在50%～60%区间。

　　鉴于此，马蔚华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减轻商业银行税负的动议。他认为，税率过高，是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所有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分析说，银行两年以内的应收未收利息，前几年均要计入损益，这使得征税基数不合理扩大。银行实际分的、交的都是信贷资金，利息收不回来，需要用信贷资金垫上，对国有银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一个方面是准备金的提取。到目前为止，银行税前能够提取的准备金只能是贷款总额的1%。招行为达到国际标准上市，按国际标准提取准备金，但是超过贷款总额1%的部分，尤其是特别拨备全都要纳税。这个负担极其沉重，而且银行提取的准备金还不能自主使用，要经税务部门逐笔审批。

　　如果把政策性因素剔除，对国有银行纯市场性经营效果进行还原，情况怎样呢？“我认为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是不低下的。”前述国有银行行长说。

　　以工行为例，2003年该行经营利润621亿元，用于提取拨备和消化包袱600亿元，账面利润仅剩21亿元，与5万亿资产相比，资产收益率仅万分之四。但如果扣除消化历史包袱的因素，资产收益率可还原到1%左右。现在国际上好的大银行资产收益率一般是1%左右，小一点的银行高一些，在1%～1.5%左右。

　　如何回归企业经营本位？

　　结合中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财政资本连同一大块不良资产退出国有银行，税收再逐步走国际标准，将真正恢复国有商业银行追逐利润的自由之身？

　　然而，就在四大行设法突破10%以下不良资产率、8%以上资本充足率两大难关之际，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陈小宪却另有观点。

　　资料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多数亚洲的银行特别是新加坡银行，不良资产率基本上都低于4%。大华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的水平在2%～3%。欧、美洲银行更低，如美洲银行仅在1%～2%之间。与此相对，各银行资本充足率多在10%以上，很多还维持在15%左右水平。

　　“这说明不良资产率和资本充足率不是(唯一的)上市指标，也不是某一改革阶段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机制设计问题。”陈小宪说。

　　陈小宪认为，降低不良资产，有利于减少今后会计年度的拨备核销，增加利润，提高资产净值，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要求，从而形成资本约束的内控环境，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也就生成了。这几重关系是联动的。

　　按照陈小宪的理解，国有银行要还原其企业本质，关键是建立一套资本覆盖风险的机制，形成以风险调整收益的经营本能，这实际上就是新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四大行改制的具体运作看，基本体现了相应的机制构建趋向，“原因很简单，只要你要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筹资，或接受国际评级机构评判，就必须搞风险覆盖，把风险进行量化”。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基本集中在BBB级以下企业。陈小宪称，根据穆迪和标普的评定标准，BBB级企业其违约率大约在0.12%到0.16%之间。意思就是说这0.12%可能要违约了，其中再有一定比例要损失，这块损失叫做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则是超过这块损失的损失部分，就用经济资本来覆盖。

　　“对非预期风险的覆盖程度取决于决策者的风险偏好。”陈小宪说，“经济资本摆得越多，越谨慎，那么盈利就要小一些，如果摆得少一点盈利就多一点，这就是盈利和风险的平衡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