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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一二六
水皮杂谈：经济学家扮演什么角色 一 二 三 四
王怀忠是安徽省的副省长，春节前山东省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对其的死亡判决，王怀忠保命的期望基本破灭。
导致王怀忠走上不归路的罪名是一般贪官的“常见病”，即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无论是官位，还是巨额财产的数目，王怀忠都不是落网贪官的代表，王怀忠之所以引起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是因为这个贪官在一片控告声中被火箭式提拔起来的神奇经历以及他信奉买官卖官的信条，这既成就了王怀忠，也害了王怀忠。如果王怀忠不是副省级，那么中纪委就管不着，中纪委管不着，王怀忠就可以为所欲为，就不会被揪出来，因为在提拔到副省长的宝座之前，王怀忠就已经是安徽省内有名的“王坏种”，副省级害得王怀忠丢了性命，这是王怀忠死都不会明白的“为什么”。
新一届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运而生。理论上讲，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应该相应配套，但是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设置国资局了，因为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甚至事业单位的资产都已经抢在国有资产转让条例出台之前被卖光了，而且还美其名曰“转变思想”，或者冠之以“国退民进”。若干年后，我们就会发现，类似发生在东欧或者俄罗斯的全民私有化浪潮在中国已然发生了可能的基础，国有资产也许就剩下国资委管辖的那189家大型企业。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国资委牢牢地把握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转让的审批权力是多么的英明和智慧。
水皮无意否定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怀忠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风气和现实，而国有资产黑箱操作一卖了之已经成了相当一批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在这种现实面前，强调决策和执行的中央集权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前后两次的全流通大讨论中，据说形成的“共识”之一是大家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流设计的指导思想从“统一规划，集中决策”转变为“统一规则、分散决策”，这个得到“基本认可”的总体框架可以算是全流通讨论的阶段性成果。
什么是“规则统一、决策分散”呢？用李青原博士的话来解释就是“证监会规定大的原则，具体措施由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来决定”。李青原没有解释证监会规定的大原则是什么，但是从她讲话的前提可以判断，这个原则大体就是“在全流通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公众股东的权益，最切实的办法就是保证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表决权”，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上，方案“应该各有50%以上的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以及2／3以上全体股东通过，才是可以接受的方案”。
从“统一决策”到“分散决策”在水皮看来，这种文字游戏与其说是大讨论的阶段性成果，不如说是没有成果，也就是说找不到“可以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达不成共识又要创造达成共识的条件，最后没有共识居然也就成了共识。
“分散决策”的实质是无为而治，换句话说是没有决策。
中国上市公司有近1300家，股权结构复杂，既有全流通的“老八股”，也有70%流通的“标购股”，更有70%不流通的国有股；既有法人股，也有个人股；在法人股中既有国内法人股，也有境外法人股；在个人股中间，既有国内个人股，也有境外投资者；即使在非流通的发起人股中间还有法人股和自然人股的分别，非流通股并不等于国有股，而是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在如此复杂的股权结构面前，要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各种股东利益的全流通方案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目前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五类，一类即净资产国有股减持，一类是国有股竞价流通加补偿，一类是非流通股缩股或者流通股拆细，一类是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通过竞价消除股权分裂，还有一类就是“新股新办法，老股老办法”。这五类方案，有的太复杂，上海金信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康就表示，本人搞不懂，专家搞不懂，领导搞不懂，当然群众更搞不懂。
但这不能成为分散决策的理由。股市作为资本市场，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全国统一性，在这里地方保护主义是没有市场的，不同行政区划的企业也不可能在市场中建立各自为战的藩篱，面对统一的投资者就必须具有统一的游戏规则，否则就和农贸市场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的监管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分散决策表面上看是还权于民，是让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自己作自己的主，是一种不干预政策，但是实际上是化解了证监会的决策风险而加大了国资委的决策风险。
道理很简单，国资委掌握着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转让的审批大权，更是国务院首批189家大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授权出资人代表，所有国有股的减持也好，流通也好，不管那种方案，不管那家企业，最后拍板的都是国资委。所谓分散决策，只不过是由上市公司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而这种方案在第一次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全国征集中多达4000种，可以分成七大类。确切地讲，分散决策实际上是把决策过程一分为二，分散的是方案的选择权，而不是方案的决策权，加大的是国资委的工作难度。
曾经有段时间，市场有一种试点选择途径，即从简单到复杂，先在没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作试点，然后通过市场的压力，迫使国有控股企业跟进。针对上海证券报记者的提问，一直致力研究全流通的波涛和王欧两位博士都指出，在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上，任何单方面决策都是不能够成功的。如果把国有股东，尤其是国有大股东排斥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讨论框架之外，股权分置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试点的基础是找到各方可基本接受的解决思路，再通过试点摸索具体办法。
其实，李青原博士也认为，全流通的实施，将会引发一场非常重大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因此，在实施全流通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其他大的宏观政策，比如社保基金的政策，李青原博士供职证监会规划委，从证监会的角度看问题，找出路是正常的。与李博士不同的是，水皮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话题至少在目前而言要大于全流通话题。因此，不是其他宏观政策要为全流通配套的问题，而是全流通方案要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配套的问题。
“统一原则，分散决策”的积极意义在于，热衷于证监会主导方案的专家学者们放弃了证监会决策的权力，实际上是把这个原本就属于国资委的权力还给了国资委，形成的是“证监会定原则，国资委定决策”的思路，这和“抛开国资委闹革命”相比，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一种务实的表现。
问题是，为什么会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呢？是偏见还是成见扰乱了经济学家们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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