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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称今年预计春运有近19亿人次的运输量，可是目前我国运输部门客运承运量有限，这意味着运输部门提供给春运旅客的车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这种情况肯定要使一部分人因为没有车票无法返乡过春节。
在如此之大的供求矛盾中，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大大提高了客运承运量，从而彻底解决该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分配车票。
每年的春运，平常人想回家买不到票与“关系票”和票贩子手中“要啥票有啥票”等现象形成巨大反差。我们必须追问，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差。
解决供需矛盾，通常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计划指令手段，另一种是市场手段。
“关系票”、“条子票”、“单位票”都是计划指令手段的结果。计划手段认为自己能够掌握关于车票分配的所有信息，因此能够把少量的车票分配给最需要，或者最合适的人。可是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息。
这种计划手段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最需要的人成了票贩子；最合适的人可能是特权人物。而这些票贩子最需要车票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返乡。特权人物也不见得是需要返乡的人。所以计划手段本来是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但实际上却相反，加大了供需矛盾。
我们认为实行市场手段，取消“关系票”、“条子票”、“单位票”，在供需矛盾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才是解决供需矛盾的最好手段。
实施市场手段，也就意味着在运输部门和春运旅客之间，直接进行交易。那么春运旅客都同样地面临一个平等的局面：每一个人都有买到票的可能，同时也都有买不到票的可能。这样取消了特权和垄断，对于春运旅客都是平等的。
因为存在不公平和特权，春运问题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范畴，而带有重大的时政问题的色彩。民众对这些不公平现象的怨气很大，纷纷质问：“为什么我买不到票”，“关系票”、“单位票”、“条子票”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和学生作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没有照顾？票贩子有没有“囤积”车票？车站是否有人与“黄牛党”合谋黑百姓的钱？等等。
如果实行平等的供票体制，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能够买到车票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民众对于自己买不到票，将无话可说。这样将减缓供需矛盾和人们心理上的“矛盾”。
本报评论员陈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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