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波士顿经济学家：中国吸引外资已经见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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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1月18日 11:43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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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华峰香港报道 中国商务部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近25%，达63.51亿美元。进一步扭转了下半年连续五个月大幅滑落的局面。 但另一个结论更为引人关注：实际FDI在去年6月同比下降8.8%，之后就进一步持续滑 实际FDI在11月开始回升，同比上升9.3%。而12月份的数字巩固了这一升幅。 现在，分析师们的判断进一步得到证实，即造成去年下半年FDI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SARS的滞后影响。中国在2003年全年的实际FDI是535.05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44%，未能达到早先定下的570亿美元的目标。 就此能不能说，在2004年如果没有了SARS，又会出现FDI大幅攀升的景象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的看法并不乐观。 他认为，因为中国加入WTO带来了FDI热潮已接近尾声，而且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吸引FDI的竞争对手，中短期内不排除见顶的可能。 FDI快速下滑是因为SARS吗？ 《21世纪》2003年下半年，FDI快速下滑，你认为有几个原因﹖ 陶冬：我认为SARS是最主要原因。2003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早期，SARS使海内外旅行基本中止，这一影响在第三和四季逐渐浮现出来。当时签约的少了，导致后面实际外资流入减少。所以第四季的下滑不反映真正的趋势。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短期内，中国吸引外资有见顶的可能。理由有四个一、加入WTO带来一轮相当强劲的投资热，现在，因为WTO因素而进来的外资，基本已经进来了；二、台湾在过去三四年的这轮生产转移已基本结束；三、电子业从其它国家移到中国，也基本告一段落；四、海外对中国房地产热，虽还有钱进来，但不见得还能重复2002和2003年的盛况。 《21世纪》：如果SARS再连续来两年，又会怎幺样﹖ 陶冬：这肯定有影响。直接来讲，有了SARS，外商就不来了，更重要的是，这会促使外商更大范围地分散风险，外资不光会把一部分工厂建在泰国，而且还会建到亚洲以外地区。要知道，摩托罗拉手机80%就是在亚洲制造的。一场SARS要真是持续6个月，它架子上东西就没了。分散风险，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1世纪》：那你是比较悲观的﹖ 陶冬：当然，现在还一些新的增长点，两个比较大的，一是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生产线的转移，现在的速度还在持续，这是一个好现象；二是中国市场需求的概念，随着中国去年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上的爆发性增长，还有中国汽车行业需求的爆发性增长，都给外资带来新的亮点。这些点如果能适当地利用，我觉得中期内外资引入还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甚至不排除再出现一个高潮。新的一轮“中国热”正在形成，但是它能带来多少投资还不清楚，总之上一轮WTO所带来的投资已接近尾声。 对中国FDI最构成竞争的是印度、斯里兰卡和越南？ 《21世纪》：中央在去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引资。是否决策层在SARS之外，也看到了外资引入工作中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陶冬：我相信是这样。2004年，FDI能不能重回上升趋势，实际大家都吃不准，因为很难搞清楚，人家不来是因为SARS，还是整个都不来了。另外，在过去的一二年之间，除了中国，冒出了一批新的新兴国家来吸引外资，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越南等，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21世纪》：印度等国家成本更低吗﹖ 陶冬：它们的成本不一定更低。成本只是吸引外资的一个因素，即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摩托罗拉老总曾对我说，吸引外资的原因，必须是低成本、高效率和准时交付之和。中国的劳动成本并非新兴市场最低，但绝大部分比中国更低的地方，就是制造了运不出来，目前印度就是这种情况。印度的服务业做得很好，因为不需要运，一根电话线就出去了，而制造业需要港口道路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配合，目前印度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短期之内，印度制造业还不是中国直接和极具威胁的对手，但印度在这方面出现了急起直追的现象。我认为，从3-10年看，对中国FDI最有威胁的一是南亚次大陆，包括印度、斯里兰卡，还有越南。 《21世纪》：对，很多台商去越南设厂。 陶冬：这就是值得中国注意的问题。 担心的是赚不到钱后大家一起撤出去 《21世纪》:中国吸引这么多外资，难道一定是越多越好吗﹖ 陶冬:FDI的量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存在一个量，说它是最合适的。外资来中国是为了赚钱，只要有这个市场机制，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21世纪》：现在经济学家在争论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与外资有无关系﹖ 陶冬：FDI在这轮投资过热中，至少是个帮凶。我个人认为，中国已出现严重的投资过热现象，外资的激增实际是在火上浇了一瓢油。汽车业是个明显的例子，几乎所有新增的汽车业，都有外资的影子。我怕的不是一下子他们全进来，而是这些人在没有看清楚前，都进来，赚不到钱后，大家一起撤出去，实际上会给宏观经济和今后的吸引外资带来负面影响。 《21世纪》：2004年，内外资企业税制会统一，这对FDI会有影响吗﹖ 陶冬：会有一定影响，但应该不是很大，除非你把外资的免三减五那一套都去掉。 《21世纪》：中国希望积极吸引FDI参与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这是可行的，还是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陶冬：资本只往有钱赚的地方，赚钱多的地方，一定去。让外资开发西北和东北，不是给一个税收政策就能解决的。东北和西北存在的几个较大的问题，是它的地方政府机构比较僵化，还有它的劳动力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21世纪》：劳动力的问题表现在哪里﹖ 陶冬：一是素质太低。有一现象是，广东东莞和辽宁某城市，同时有两家企业，东莞的企业是赚的，但辽宁的是亏的，因为东莞用的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而东北用的是本地的。在东莞，政府注重保护企业一方，工资上不去。而东北的政府拼命为本地员工争福利，最后大家没钱赚了，这只鸡就被杀了。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我常去东南亚，感觉中国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外资当然高兴，你到菲律宾去，要炒一个工人难着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吸引外资最大的好处。比日本好，比美国好。当然我们要保障打工仔的权益，要注意均衡。 工资早晚要涨，但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很大的本钱。而这一点，无论东北，还是西北，都没学到。 中国FDI是东南亚新的支撑点吗？ 《21世纪》：有一点很有意思，你现在站在中国的立场，说外资可能被印度和越南等国吸走。但若你站在东南亚国家的角度，就会体会到外资被中国吸走的滋味不好受。 陶冬：10年前，东南亚的FDI与中国FDI的比例是7比3，但现在这一比例是2比8。对此，东南亚国家相当难受，不仅新的外资不进来，而且旧的外资还在流向中国。很多日本和韩国建在马来西亚的厂关掉，厂的设备移到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产能的扩充，产品的升值换代，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进外资。现在外资不进来，不仅是信心问题，也在动摇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根基。 《21世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长远看对东南亚国家有利，当然表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你认为呢﹖ 陶冬：中国引起了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比如，电视机的价格越来越便宜，而石油的价格和钢铁的价格越来越贵。用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有一天，一架中国制造的电视机价格就是一根香蕉。 中国的需求对于东南亚的经济会有极其大的支持。如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棕榈油需求涨了三倍，对他们的经济是有帮助的，这实际上是区域经济重新分工。另外，中国强大后，会出现新一轮中国的FDI，现在已开始，但毕竟规模还小。不过以5年来看，中国FDI很可能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点，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 《21世纪》：是不是这些国家本身的不同部门间有一个利益调整的问题﹖ 陶冬：这个过程，泰国就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一个调查，我们把2000年亚洲所有国家的出口定一个指数为100，我们看到今天亚洲国家的水平，泰国是涨到110，韩国是106，其它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还有台湾地区，就要比它低，这就表明，生产外移对他们是有害的。中国的数字是160多，电子业更厉害，同样以2000年为100，中国现在是221，韩国是106，泰国是103，而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新加坡只有80多。这就表明了结构性的产业外移的过程。泰国做得好，一是其劳动市场较灵活，二是出口比较分散。泰国逐渐成为中国之外的第二好。这是一个很有利的。SARS后，很多厂商知道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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