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新政需磨合 欠退税难题根在指标管理

　　本报记者 程凯

　　由于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将下调3个百分点，预计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幅可能较大回落。出口增速对退税率调整的反应一直比较敏感，1996年出口退税率下调后，出口增速相应放慢；1997年7月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率2.95个百分点，当年下半年出口增长率快速回升，到2000年就达到了27.8%。

　　尽管出口贸易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各出口行业还是想方设法应对新的局面。根据外贸专家的预测，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行业变化。不过要根本改变出口退税和出口增长的矛盾关系，恐怕需要更深层次的税制改革。

　　最大疑问来自地方

　　新的出口退税机制，目的是为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新政策的精神是：不一刀切，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中央财政支持更大，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将首先用于出口退税；首次提出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建立一个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

　　在减少退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引入地方政府责任很可能是新政策过度时期内的关键影响因素。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沈丹阳分析，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到位还需磨合，势必对企业的正常出口带来影响，表现时间大概1个季度。

　　过渡时期，由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具体分担办法和可供操作的具体退税税目册、以及新退税机制的操作手续业务流程版本等都有待明确，企业感到心中无底，对明年的出口定价无所适从。

　　企业普遍最担心的可能是能否从地方及时、足额、简便地得到25%的退税款。因为这25%需以地方的财政情况为依托，如果地方财政对此消极对待的话，那么企业得到的出口退税额就有不稳定因素。

　　据了解，由于增值税在许多省市都是由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分享，这种情况下，企业普遍担心基层地方政府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或者不再支持出口，或者拖欠出口退税。因此有企业建议对地方财政负担的25%最好能明确由省一级负担，而不要逐级由地市县再分担。

　　在新出口退税条件下，还有专家认为，收购制的出口将由于难免出现新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受限，相反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方式和外贸出口代理制将会较大增长。据称收购制出口改为代理制，对推动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间的工贸结合，推动外贸代理制，有积极意义。

　　面对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基本上各行各业企业都是各支新招应对挑战。出口退税率下降对企业有一定影响，但是各地方企业已经采取了种种措施来防止利润下滑。

　　寻找直接采购商，减少中间环节费用是很多企业采用的做法。据报道，浙江的雅戈尔公司已经在日本设立了分公司，在美国设立了6个代表处，通过这些代表处能够绕开进口商环节，以这样的办法保持企业利润。

　　另外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也是办法之一。还有一些企业通过提高反应速度来增加业务量。在努力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加强对交货时间管理，提高效率。积极实施品牌战略也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改革治标还要治本

　　新出口退税政策是否最终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还难下结论。一味降低出口退税率，很可能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换来暂时财政困难的缓解。根据以前经验，降低出口退税率解决新欠，治标不治本。

　　有专家指出“出口退税指标管理”才是直接原因。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出口退税规模严格受预算安排控制，而出口退税的预算安排，又是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安排的外贸出口增长规模，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通过测算得出。

　　因此，出口退税规模安排的是否合适，主要取决于计划安排的外贸出口增长规模是否合适。如果规模安排过于保守，就会出现退税缺口。外贸出口的实际增长主要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国际市场难以准确估量，同时主管部门做计划也通常保守，留有余地。因此外贸出口规模安排总是不准确的。

　　近几年，由于外贸出口连年大幅度超计划增长，使预算安排的出口退税指标与实际发生的出口应退税数额发生较大的差距，导致了大量出口欠退税款，也由此而产生了财政隐形赤字。

　　对出口退税实行严格的预算指标管理，则源于“现行增值税分配体制”。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将增值税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出口退税则全部由中央负担。此外还有奖励机制，即增值税收入比上年增收的部分，地方除按25%分成之外，还有1：0.3的奖励分成。可见，在现行增值税收入分配体制下，增值税收入是按毛收入进行分配的，中央财政每年对国税局下达的收入任务也是按毛收入下达的，而出口退税则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一分配体制要求对出口退税实行严格的预算指标管理，否则将会影响中央财政的可支配财力。

　　因此该专业人士认为，“现行增值税分配体制”是产生“出口欠退税问题”的根源，并认为只要分配体制不变，出口退税就要实行指标管理，只要外贸出口越计划增长，出口欠退税就要发生，财政也就难以摆脱这一问题的困扰。要取消出口退税预算指标管理，就需要改变现行的增值税分配体制。

　　新的出口退税机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引入地方政府责任应该算是政策的进步，不过“出口欠退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很可能还要落在现行增值税改革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