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一直存在争议 失业渐成中国经济头号风险

　　失业渐成中国经济头号风险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国内部问题，尤其是就业

　　□记者虞立琪

　　在一部20年来限制中国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半年后，另一部限制公民就业权的法令以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在广东出台。2003年12月，广州市发布《广州地区2004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方案》，这一《方案》规定，在春节后一个月内，广东省各单位不得招收外省民工，该方案还包含有原民工不得携带新民工入穗就业等“六不准”规定。

　　根据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说法，此方案主要是根据节后用工特点，为减轻铁路运输压力和保护民工的利益而发布的。此前几年，北京、广东等地为解决春运问题也都曾发布过类似文件。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介绍，在珠江三角洲，每年使用外来民工的总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人左右。每到春节，广东各火车站一个固定的景象是：蜂拥南下的民工使得火车站人头攒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南下打工的民工像滚雪球一样“南下就业”。

　　据称，这一措词严厉的《方案》也有解决本地就业压力的考虑。安邦咨询公司的分析报告认为，春节过后一般是招聘的旺季，广州此时限制外省民工进入，有意保护本地民工的就业。

　　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城市民众——包括诸多呼吁保护民权的知识分子——对农民工权益问题态度冷漠，这一由行政权力限制农民工自由择业权利的规定并没有引起关注。相反，2004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成为目前中国互联网讨论的焦点之一。前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大学生招聘会上，2000个职位引来了1.5万名大学生，玻璃门被挤破两个。200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最高峰280万，有说法称，目前仍有近1/3学生尚未找到工作。1月6日，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记者招待会上安慰说，中国的大学生仍是供不应求。但这一表态也被一些大学生指责为“不负责任”。

　　自新一届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执政为民”以来，习惯于计算GDP和招商引资数字的各级政府表现出了对就业问题的重视。以2004年以来为例，1月7日，“再就业援助活动周”在北京正式启动，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介绍，活动期间，全市将为失业人员集中开发5000个就业岗位，提供6000个再就业培训的机会。1月8日，上海市长韩正宣布启动由市政府出资的“上海市万人就业项目”，据当地报纸报道，上海如此大规模的推动和落实就业困难群体的工作，在全国尚属首家，交通协管员、居家养老服务员、林业养护员等首批12个项目将在今年年底提供6万个岗位，2005年年底再完成10万岗位。这16万岗位将主要用来招收上海本市下岗失业人员，以缓解上海市的就业压力。

　　上海市市长韩正7日向新华社记者强调，政府的职责是增进就业，他指出，政府出面大声疾呼“减人增效”，是一种“职能错位”的表现。尽管早有学者大声疾呼，中国国企改革中大量采用的“减员增效”是治标不治本，反对政府出面提倡，但韩正此次公开表态，仍被视为一个值得称道的良性信号。上海目前正在制订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鼓励多元资本及各地资本的投入，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上海市政府还出面购买就业岗位，提供给“生活极度困难，靠自身个体力量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的失业人员。上海还计划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建立小城镇保障体系，逐步取消目前保障水平较低的郊区“农保”。

　　去年12月，频繁来华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用他一贯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国内部问题，尤其是就业。罗奇认为，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同时新的产业还无法创造出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因此就业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持续考验，并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而若考虑到罗奇未提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问题更为严重。

　　尽管加入WTO对就业问题的冲击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在过去的2003年，中国就业的严峻形势仍在加深，1400多万下岗工人、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应届大学生这三支主要人群不得不与残酷现实苦苦争斗。“问题是，中国是人口大国，就业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对《商务周刊》说。

　　人们仍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1998年当选为政府总理的朱基在人大会上承诺，3年内搞活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当年在已有1220万下岗职工的基础上又将增加约400万工人下岗，同年开始需要寻求工作岗位的还包括改革政府精简下来的250万官员和50万裁军中退役的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目标是第一年解决一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计划用五六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消化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职工。

　　实际情况颇有成效，但仍然与目标有出入。“4年来每年新增下岗职工超过了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再就业率数据显示逐年降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曾在2002年年底介绍说，1998年再就业率是50%，1999年降至42%，2000年是35%，2001年是30%，2002年上半年更下降到9%。中国官方指出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历年积累滞留下来的失业者，都是属于年龄比较大、技能比较单一的下岗职工，他们是再就业最困难的群体。而随着2002年之后国企出售力度和范围的进一步放大，包括石油、银行等一批垄断性企业也开始大幅度持续裁员，下岗失业人数持续扩大。

　　尽管中国的失业率数字一直存在争议，但肯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说：“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在现阶段将难以避免，就业形势严峻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不惟学者，官员们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劳动保障部部长郑斯林2003年4月也承认：“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很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尖锐，困难群体再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此前，中国的官员学者一直相信，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带来同等水平的就业增长。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保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8%的GDP增长是经过反复计算的控制失业问题的最低标准。据标准渣打银行保守估计，中国GDP增速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就要增加350万。但时至今日，更多的学者和官员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成正比。“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蔡说。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19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岗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学者们现在相信，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27%，以至于就业弹性系数低，造成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吸纳从业人员仍然有限的局面。

　　2003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把新增就业800万人和经济增长率7%同时作为2003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这标志着政府政策给予了就业问题更高的优先地位。据蔡介绍，2003年800万就业目标已经完成，目前就业率过低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统计数据本身没有考虑到一些隐形就业，不够确切。但蔡同时也强调了对就业形势的担忧。

　　蔡认为，鉴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也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产生影响，在实施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应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他警告说：“现在一些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地区，也选择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这种与自身优势相悖的产业政策会限制就业机会的增长。”

　　在200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就业问题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这一导向显然是众多正致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官员和专家们的尚方宝剑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