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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决策者突放“胜负手”，利用外汇储备注资资本金这个“奇招”，在改革预期上一举扭转了多年来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步履维艰的被动局面。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注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在注入资本金，它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
1月8日钓鱼台国宾馆里的张恩照情绪饱满。这位中国建设银行的“掌舵者”，享受着
国家为建行注资225亿美元的好消息，主持了由建行和美国花旗银行主办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
这次会议因一天前国务院决定股份制试点改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重大决策而显得阳光灿烂。张恩照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表示了“好借东风上青天”的勃勃雄心。好心情加上好日子，围绕着提升建设银行抗风险能力的论坛主旨，大会开得不但有改革誓师的气氛，更有上市路演的味道。
这种意气风发并非简单地来自于22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对整个中国金融改革来说，外汇储备注资思路为银行改革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现在，无论是攻坚还是突围，一切都有了坚定的信心，正如一与会代表所言，“少了后顾之忧，打再硬的仗，心里也塌实了”。
攻坚核心战打响
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早在2003年12月31日就完成了，但国务院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小组直到1月6日凌晨3时，才由新华社正式对外宣布对这两家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消息。曾经的传闻突然变成了现实，市场一时措手不及。
消息源源不断传来。两家试点银行各获得225亿美元的注资。为了具体管理这450亿美元资产，专门注册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单位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董事长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中央汇金投资将作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大股东，行使出资人的权益。
按照这次注资规模，两家试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仅达标，而且还将大大超过8%的监管要求。在建行发布的2002年年报中，其2002年核心资本1072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5.78%，附属资本454亿元，总的资本充足率6.91%。注资的225亿美元，超过了原来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之和，建行的资本充足率一举达到15%左右。如此的资本充足率，以国际眼光挑剔也是非常优秀的。不但可以满足建行的高速发展，对于其一两年后的上市，也能支撑住一个相当漂亮的指标体系。
中国银行亦是。其2002年年报显示年末资本净额1882亿元，其中核心资本1814亿元，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8.15%，其中核心资本率7.85%。经过这次注资，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将达到15%左右。
与此同时，两家银行不良资产率目前也大幅下降。建行不良贷款率已降至10%以内，而中行目前也达到了18%左右，降至15%以下这个国家监管目标，今年不难达到。
消息放出后次日，国际评级公司美国标准普尔就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前景评级从稳定升至乐观，同时中国国家主权评级也随之提高。
如果回头关注一下市场细节，不难发现决策者至少早在三个月前就定下了决心。
2003年10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墨西哥20国集团第五次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国下决心改革金融体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这是央行行长对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第二天，央行副行长李若谷亦在国内一次金融论坛上说，国有银行改革应该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补充资本金的问题，认为四大银行资本金充足是要求其按照市场的原则经营的前提。
去年11月底，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说得更具体，表示中国已准备同意通过注入政府资金调整大型国有银行资本结构的计划，正在考虑以数种途径筹集资金，包括发钞、发行政府债券以及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这可以说是高层官员首次提出以外汇储备方式注资银行。
2003年12月1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称，预计会有一到两家国有银行被选为银行体系改革计划的试点银行。
同时对试点改革的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说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采取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方法减少不良贷款；第二阶段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银行的资本金；第三阶段是对选定的银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内部重组。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也就是“一行一策”的办法，及早促成至少两家国有银行可能的上市。
对照目前的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行建行注资已经基本完成了试点改革第二阶段的大部分工作。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这两家银行的内部重组。
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为完成这一使命，其一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其二，接受投资银行的上市辅导。两项工作可能同时展开。以建行为例，从目前花旗银行与之密切合作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成为建行的战略投资者。而摩根斯坦利与建行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合资上的渊源，也不排除成为其上市推荐人的不二之选。
无论如何，新年伊始，决策者突放“胜负手”，利用外汇储备注资资本金这个“奇招”，至少在改革预期上一举扭转了多年来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步履维艰的被动局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注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在注入资本金，它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加速的阶段。”他表示，随之还将有许多重头戏出台。
450亿美元药效何在
重磅消息震动市场的同时，也得到了研究机构、专家和舆论的热烈反响。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是我国今年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决策，“办法很好，很符合国家的情况”。
他给了三点理由。其一，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股份制中遇到了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其二，能够推动加快对不良资产的冲销；其三，使得外汇储备的作用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这位前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认为，“外汇储备达到一定程度后，还是应该更多地用于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此次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是用在了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动用450亿美元后，我国外汇储备数额仍然很大，也没有对对外贸易、国际结算、人民币国际地位造成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王召博士对此事也持肯定态度。这种注资方式在世界来看也是一个新的方式，通常情况下是不用的。因为外汇储备要维持足够大，保持时刻的外汇兑付，保证金融的稳定。而且如果宏观经济不稳定，即使外汇资产规模很大，也容易产生金融危机。但现在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实在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动用，有一定的可行性。他认为这对于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他关注的是，“走出了这一步，那么今后金融改革就要坚定不移的推动下去，不能注完资后就半途而废了。”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赵晓的态度比较谨慎。他认为现在还不能确定此事就一定能促成改革成功，“就好比给女儿的嫁妆，给对了还是错了，并不取决于当时嫁妆的多少以及热闹几何，而是取决于事后的证明：女儿嫁了个什么样的郎君，婚后的日子过得是不是红火、喜庆等等。”
也就是说，给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剥离不良资产、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乃至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等一系列变革演进，直至国有商业银行走出险境、修成正果，后面还有许多工作。
“如果目标实现，那么几乎被公认为中国加入WTO后面临最大挑战的金融业就迈出了改革的一大步。而被公认为最难解决的中国商业银行的问题，就有望在今后几年中得到很大的解决。这完全称得上是历史性的突破。”因此，在他看来，450亿美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是“输血”还是“造血”。两者的作用和意义完全不同。
但无论如何，这一行动在赵海宽看来，加大了银行的外部监督。同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通过注资解决了，使股份制改造成为现实，使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成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有了坚实的改革基础。“如果国有银行把这当作国家最后一次补贴，完成股份制改造后，真正实现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就能克服市场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各方面的改革水平提高很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被推到了非常迫切解决的程度。赵海宽认为，现在宏观经济形势良好，GDP高速增长，物价稳定，外汇储备增加；微观基础上，国有银行自身改革进步很大，内部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两家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完成银行改革的攻坚一战”。
决策后面的争议
但注资后引发怎样的市场连锁反应，许多专家都有深浅不同的疑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就向记者表示了担忧。“新的巴塞尔协议一个重点就是要动态地充实资本金，这是控制银行体系风险的关键。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本金补充的确比较紧迫。但资本金的问题不是银行钱多钱少的问题，把资本金补足了，上市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分歧点。”
首先，他认为我国过去有很多企业上市，有的通过上市转变了经营机制，但是有的并没有。这说明要意识到，上市不一定是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效率的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上市的目的是为了圈钱，那更是与银行改革的目标南辕北辙。
其次，贺力平指出外汇储备是由政府货币发行而形成的资产，货币发行是政府的负债，而在形成负债的时候也相应的增加了资产，也就是说这种资产决不是净资产，“450亿外汇储备不是净资产又怎么能够作为资本运用呢？”
现在这样使用外汇储备，就会造成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
贺力平指出，在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的情况下，现在可能影响不大。但是从长远来看，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不知道未来中国的货币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会需要多少外汇储备来调节外汇市场；第二，如果这种方式多次运用，改变了由负债形成的资产用途，我国外汇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其意义就非同小可。”贺力平认为，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需要仔细研究。
贺力平还有一个担心。外汇储备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而资本金则是商业银行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从政府部门转变到了金融企业部门，很可能搞成新的政企不分。而且出资人汇金投资公司一家携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如何促进竞争？如何有利于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此外，作为出资人，其权利、义务并无《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之类的法律明文规定，亦将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可见，注资带来的新的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值得商榷。
贺力平明确告诉记者，尽管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很急迫，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缺钱，其流动性是很好的。“缺的是资本金，尤其是资本金的动态补充的问题。但动态补充和动用外汇储备是不完全等价的，外汇储备的动用是一次性的、个别的、不能长久依赖的。就算外汇储备资金转用于新的资本金注入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了，但上市后能否有能力继续融资补充资本金？企业能够在股市上持续融资？这取决于企业的经营。”如果不能通过上市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率，就不能从动态上解决资本金补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注资后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对这一点，赵晓也表示担忧，“如果只是简单的注资，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输血’，而不是给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任何新的造血功能的话，则450亿美元注资的结果与打水漂无异。最容易想象的一种情形就是：政府也许打算做一顿最后的晚餐，却不料做成了免费的午餐。”
“行百里者半九十”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有银行能否在注资后，提高自己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获得强大的市场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事实上，和专家一样，金融监管者和国有银行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银行系统积累了总额约2万亿的不良资产，这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控制金融负债，是财政部一项重要使命。但真正要完成这一点，关键取决于金融机构能否提高、完善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虽然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冲销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资产，但金融机构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仅靠国家支持是不够的，金融企业内部风险完善和防范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我注意到，两家银行注资信息一披露，市场评级就变为正面。但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不能有效监管、有效控制风险，国家注资没有效果，那么国家主权评级就会下降，国家外债成本就要上升，两家银行的评级也一定随之下降。”
他指出，到目前为止，注资还是一个正面变化。如果金融企业控制不住风险，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相反的方向。“特别是最后的晚餐吃了好几次了。但以后出现的风险得要银行自己负责，靠自己控制。”
对此，两家银行也都有清晰认识。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新的资本金已经注入到位，大大提高了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也相应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在这样巨大的政策支持下，背水一战一定能够使我们的法人治理结构、风险防范体制和创利的持续性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力争今年内完成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各项预期目标。”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在采访中也强调，“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是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障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问题主要是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控机制、制度不健全。因此，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中行此次试点改革的重要内容。”她深情地说，“中国银行业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整体水平提高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将用我们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办好自己的商业银行的。”□文／王健君袁元苗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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