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专家钟伟：因“过热”而“刹车”属于盲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桐报道

　　让时间的手指点击10月底的大多数财经网站，一个显著的标题链接总能引发鼠标的第二次“咔哒”声：《增长率猜测纷杂，“过热”争论存疑——年末中国经济需结两悬案》。网友对《国际先驱导报》的数十屏评论或许早已被淹没在一日千里的信息狂潮里，但“悬案”并没有随着官方GDP统计数字的最终发布而终结。相反，中国经济学家们对所谓“实际增长 ”的各执一词，注定将延续至崭新的一年。

　　在12月暖和的冬日，记者敲响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办公室的大门。该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钟伟教授主要就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问题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GDP统计应像电话黄页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海内外有不少学者观点认为，中国公布的GDP统计数字低估了实际情况，因而中国宏观经济需要“悄悄刹车”。您也这样认为吗？

　　钟伟：首先，所谓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但它说明社会对于官方正式统计发布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多争议和质疑。对于这个问题，一位德国经济学家与我们交流时曾问道，“如果不相信经济增长统计，你还相信电话号码簿吗？”这说明他们对本国经济统计工作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中国的GDP统计工作怎样呢？各界反应不正常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统计体系存在不足和缺陷。但无论如何，从最早的MPS体系，到如今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DS体系(数据公布通用系统)完成年度统计数据诠释的更新，中国统计覆盖的全面性、调查抽样的准确性和统计数据“挤水份”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应当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正逐步趋向于准确。

　　首先，如果说中国统计工作有问题，那它一定不是现在才存在的，而是从统计年鉴和统计体系建立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的。多年来，统计数据应当越来越接近真实性，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GDP统计工作曾有着系统性的偏离，而这种偏离越来越小的话，就应当采用它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很多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有人说，按照这种(统计)方法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达到百分之十几；有人说，按照那种(统计)方法中国经济增长只有百分之五六。如果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一套办法，并对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进行一系列修正的话，那么经济研究的对话就没办法进行了。

　　我建议，在进行对话时，学者们不要使用个性化的、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统计GDP的调整数据。如果试图调整的话，至少要说明自己调整数据的方法，以检验其可信度。我认为，个体学者所作的GDP经济增长统计或者预测不会比官方数据更全面，但经济学家容易自负，认为自己对经济增长情况把握得更准确，比如认为2003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以上。这有一定参考意义，但不构成对话的平台。

　　第三，至于中国经济到底是过热还是被低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有关如何衡量过热的标准。美国的NBER(全国经济研究局)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连续3个季度GDP负增长时，就将其判断为经济衰退。这个例子如果被套用，那么各国都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出现经济衰退。中国国内经济学家观点各不相同：有的认为经济增长过热，有的认为是结构性过热，还有的认为没有过热。一个前提问题是：什么是过热？请给出一个定义。可惜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给出。

　　我自己这样认为——这个想法也许是错的——连续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并且带有物价的明显上升，那么这就是经济过热。我是按照美国的指标反转来衡量的。可是，连续3个季度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的情况在近几年一直没有出现，物价明显上升也没有出现，至少没有连续3个季度物价上升。也许我指定的这个标杆是有问题的，但是其他人在讨论什么是过热的问题时，至少要对“过热”下个定义吧？

　　第四，在我们讨论经济是否过热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它是现实还是未来的一种可能。在这一点上，国内经济学家分歧很大。比如说，“中国经济有过热的趋势”，这种话是模棱两可的。请问是指现在就过热了，还是未来有可能。判断的是现实还是未来？未来是可以改变的；现实则需要现在解决。而“没有温度的高烧”意思是说GDP的增长够快了，但是物价没有上升。这是指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过热，还是另有所指？不要试图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仅仅描述一个状态，而应当以量化说明道理。

　　决策者要挂掉“噪音电话”

　　《国际先驱导报》：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者究竟应怎样把握宏观经济数据呢？

　　钟伟：可以举个例子：当你接听电话，对方传来的是噪音的时候，你既不要太客气，也不要非常蛮横，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最理智的办法是把这个“噪音电话”挂掉。

　　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的“结构性过热”，我一直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说房地产或者汽车行业“过热”，但什么是“结构性”的？是北京、上海、杭州房地产过热了，还是其他的二线城市？昆明、济南、长沙、武汉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都非常低——没有过热；西北地区有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启动。甚至北京的情况也因开发商和楼盘不同而异，商品房总体销售情况良好，那些经济适用房哪有过热的可能？因此，所谓“结构性过热”只有对类似新加坡的城邦型经济体才有效——这些国家太小了，便于分析探讨；对于中国大陆，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结构性过热”实在难以判断。我们总不能“上海发烧，全国吃药”。

　　“结构性过热”的概念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经济学上，它是一个“万金油”式的词。这种词有两个：一是“结构性”，二是“体制性”。几乎中国任何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用这两个词来回答，它们都是零信息量的“判断”。既然经济学家的纷争如此之多，作为政府官员的决策者只能将这些判断视为噪音，因为他们意见的总和是模糊不清。最好的办法是不听任何一面之词——至少现在大家不能对现实经济运行作出确切评估，对未来经济运行前景也就分歧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予调整；先观察经济运行本身会有什么问题，等到经济学家的意见比较明朗了，真正发现经济运行的缺陷所在，再进行政策调整也来得及。声音不清晰时进行调整，肯定是判断的盲动，进而导致政策的盲动。与其盲动，还不如不动。

　　别让“GDP挂帅”再现

　　《国际先驱导报》：舆论认为近邻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紧追中国，出于战略优势考虑，我们是否应鼓励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

　　钟伟：经济增长以谁为主导？过去中央主张“GDP挂帅”或“经济搭台、政府唱戏”，就是说经济增长的高低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一个依据。这样使市场经济机制本身的建设被搁置在一边，是不正常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假如决策者希望直接设定一个10%的经济增长目标，立刻在二三十年间将日本和印度等竞争对手甩在后面，这种想法相当危险。

　　这将导致政府转型被滞后，因为政府的作用不应是主导，而应是拾遗补漏，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法制环境、人力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然后，由市场主导配置各类资源，得到经济的有效增长。这个增长结果与“政府搭台”的效果密切相关，可能高于10%，也可能低于10%，但最终不能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努力。

　　如果将市场与政府的角色颠倒，那么中国将很难从一个片面强调“赶超”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民主、人道的国家。如果失去民主和社会正义，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受到损害。

　　如果特别强调GDP增长的话，要么经济过热，要么“假大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曾跑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是否需要“甩开”竞争国家，不取决于政府，而取决于政府能否更好地向服务型转变。否则，“富裕”与“富强”将完全是两回事。不要片面看待GDP，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是综合国力的比较。

　　“预测值”不是“设定值”

　　《国际先驱导报》：假如政府公布10%经济增长预期，这对于世界投资者的判断会有什么不同以往的价值？

　　钟伟：基本没有价值。中国政府曾保证GDP年增长8%，而实际统计公布的数据中有的年份没有达到8%，这引来很大争议。尽管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务实态度，但也说明这个目标的设定是没有必要的。近几年，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是7%，2004年也是这个数字。但实际经济增长又可能较高，这个数字可能会使外资低估中国市场。看来“设定”预期的GDP增长率，是一个不理智的做法。政府根据改革步骤和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固然可以估计增长率，满足宏观战略管理预测方面的需要，但是这个“预测”目标值能否达到取决于很多现实因素。

　　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丰富的信息资源，给出预测值还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可以有效引导并改变外国投资者及公众对于经济活动的预期。这种引导既不是强制，也不是承诺，所以把“设定值”改为“预测值”非常必要。

　　而对于已经运行完毕的经济数据统计，政府正在强调其精确性。相关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统计局一分为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为调查局和统计局。原来递送报表、层层浮夸的负面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因为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将取决于调查局的抽样调查，而不取决于报表。中央政府统计数据精确性提高，其“预测值”的引导价值也会大大提高。如果像德国人宣称的那样，达到电话号码簿一般的准确可靠，那时中国政府主动引导经济向好的能力也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