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新政与2004年并购走势 国退民企外资谁进？

　　本报记者 程明霞 北京报道

　　“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变化都成为收购兼并市场的刺激因素”，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并购部主管马宏涛在2003年11月19日国资委举办的“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上说，“中国的电信业和民航业，都曾因政府的政策变化而导致交易额巨大的并购活动；设立专门处理不良贷款的资产经营公司也增加了很多交易机会；更值得关注的仍是国有企业的政策 改革。”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有史以来最具集权性质的“管家”，在2003年行将结束之时接连发布一系列新信号和新政策，对国企股份化改造、对外合资、IPO和管理层收购等做出初步安排。这些新政策足以刺激那些饥渴的“国资收购者”对中国并购市场产生更大的联想。数万亿国有资产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机会，在2004年以及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能够释放出多大的能量？而各方利益博弈之中，企业自身的命运将被带入何种前景？

　　国资新政

　　“改革的领导者已认识到，要搞好、搞活所有国有企业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7月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这代表了很多专家的一致意见。

　　实际上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国有资本集中在几个重点领域，退出其他经营性市场交由非国有经济去经营，已成为政府改革国企的新目标。目标的具体执行者也从之前的“九龙”(9家政府机构)集中在了国资委的“一龙”身上。

　　2003年年初国资委的成立，被视为“国资改革元年”的符号。

　　但在过去的大半年中，国资委受到多方质疑。当地方政府发起“国退民进”的售卖高潮时，中央国资委却专心致志于清产核资、全球招聘、考核企业业绩以及对企业资产、人事、经营事务方面的亲历亲为，被外界解读为“不退反进”甚至“越位”。

　　吴敬琏认为国资改革应该贯彻十六大方针，以退为主，而国资委成立后的实际情况是，中央退出政策不积极，还在强调“壮大”；地方政府退出太快，却因为没有国资委相关条例的约束而产生了很多问题。

　　百富勤中国公司陈兴动说，国资委始成立时，对国际投行震动很大。但他们交流后的共识是：中央政府的国企改革思路与地方政府不同，前者还在强调壮大，投行应暂时保持观望。

　　国家国资委在其11月底召开的“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上，遍邀国内外大型企业、投资银行、中介机构以及专家学者，以主动且明确的姿态宣布了“中央企业退出”的决心：“我们欢迎外国资本和中国民营资本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组、重组，推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我们相信，参与并购重组的各方，从投资者到中介机构，一定会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国资委要借此论坛向各方发出一个信号——国有资产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因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布局、产业结构都不够合理，急需调整，否则可能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后劲。而并购重组有利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

　　国内专家认为，这是国资委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工作思路的一个重大调整。政府希望借助跨国并购继续保持外商投资的高增长，以出让国有股权来弥补社保养老方面的资金缺口、支付改革成本。

　　2003年1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文件对于企业改制、出售过程各个环节的详细规定，被认为是中央政府规范并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

　　“措施的及时、清晰、到位，是历年类似政策中少有的，体现了国资委的专业化水准。”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的窦丁认为。国资委11月底的“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和12月中旬的《意见》，是200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重组中最具意义的两件大事，必将促成2004年中国并购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亦认为，《意见》中的“定价”规定会加快未来国企改革的速度，“《意见》对国有股权定价问题和MBO问题的第一次明确规定，应该给地方政府减轻压力。有些地方官员在交易中害怕承担‘低估贱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不敢放手按市场价格来选择买家，造成很多交易谈不成，以后的交易就比较好谈了”。

　　国退谁进？

　　国资委的年底新政改变了“国资收购者”的等待态度，民营企业家又坐在一起，开始对收购国资发出热情洋溢的观点。

　　“国资并购是中国经济微利时代的最后一道大餐。”北京中关村产权交易中心总裁熊焰在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民企参与国资并购重组论坛”上说。

　　“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张文魁提醒说，“民营企业通过新建方式进入某些行业仍有诸多障碍，而并购国企可以绕过障碍，实现低成本扩张、迅速进入某些行业。”张的谈话背景是，在25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有众多民间财团具备参与大型国企重组的实力。

　　但外资依然拥有比民资更便利的条件，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或免责的考虑，更喜欢外资而不是与民资收购者谈合作。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说，国家在政策、行业准入等方面对本土民营企业的限制，致使“有退有进”的国资改革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国退洋进”。

　　但张文魁认为在地方中小企业的并购中，民资比外资更有优势，“并购国企需要恩威并济，很多中国特色的事情是外资搞不定的，我在地方上调研看到的就是这样”。

　　跨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太部的并购总管马宏涛说，外资肯定不会错过中国的国资并购大餐，“对世界许多地方从事企业并购业务的银行家来说，过去两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但亚洲是低迷的全球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而对亚洲而言，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在中国”。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他在工作中的体会是，外资无论在资金、技术、体制以及对政府政策的把握上都超过民资，“毕竟我国民营经济只发展了10到20年，在与外资竞争时差距很大。”但黄也表示，在具体的收购案例中，收购方由市场决定，国资委对外资、民资一视同仁。

　　虽然国资委并不在意谁是最终的买家，但更大的阻力来自国企经营者。因为涉及到企业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优秀企业的领导人往往拒绝兼并。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对3192位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0.2%国有企业经营者明确表示不打算出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