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评：路易十六与曾国藩的郁闷及税制改革

　　文/刘峻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最郁闷的不是打败仗，而是筹不到军饷。祁鸿藻说他一个“在籍侍郎，犹匹夫耳”，不过是一个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下放干部，挂靠地方人武部拉了一支民兵队伍而已，国税、地税都轮不到他的份。有心想搞乱摊派乱收费，又怕激起民变，给太平军输送更多人才，直到曾办主任郭嵩焘同志给他发明了“厘金”制度，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个 老大难问题。“厘金”是什么东西？就是派兵在交通要道设卡，收过往商人一笔流通税而已。郭嵩焘后来在写自己的老干部回忆录时得意洋洋地解释道：为什么“厘金”没有遭到民间反对？因为商人们虽然多交了税，但最终会通过涨价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商人自己无关痛痒。而老百姓虽然买东西多花了钱，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大清朝的安定团结做贡献，所以相安无事。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以所得税为主，还是以流转税为主？欧美国家通常是前者，而后者主要存在于苏东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为什么？因为征所得税是放在明面上的，扣了多少工资单上一清二楚，老外也是人，也知道心疼，想知道自己交的税花到哪里去了，让议会查查就清楚了。万一查不清楚，那议员同志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得先砸了市长的饭碗。所以，只有老百姓能砸议员和市长的饭碗，才是市长同志能够大规模征收所得税的前提。不然，就得成倍增加税警、警察乃至军队的编制和预算。说白了，征税就是一种“权钱交易”，我交税，你放权。当然，取巧的办法也有，那就是向郭嵩焘同志学习，神不知鬼不觉，多收点流转税就得了。我们中国人最聪明，当然就用的最聪明的办法，而且流转税用的也是价内税，不像老外那样用价外税，虽然一分钱没多花，却非得标明了“含税XXX”或“加税XXX”，成心给消费者心里添堵。

　　问题是：流转税毕竟有限，收多了还影响生产和流通，怎么办？郭嵩焘同志的解决方案甚妙，却不是一个“Total Solution(全面解决方案)”。

　　近来据说要改革税制，虽然笔者不懂税，只听说个改革方向，还不知道最终改成什么样，却也是闻之欣然。先不说当前企业税负过重，除非是暴利行业，正常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就不得不逃点儿税。而一项法律如果置大多数企业于违法的境地，不仅说明这法律本身很成问题，危害还在于它给了执法者以莫大的自由裁量权：漏税是合理的，不抓你也不担责任；但漏税又是不合法的，想抓你随时可以抓。就像公安抓小姐一样，不抓合理，抓你合法，成了没有制约的权力，由此而孳生的问题无须多言。而连续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长此以往意味着什么？读过《法国革命史》的都知道，与曾国藩同样郁闷的还有一个路易十六，为了多收税召集了第三等级开会，结果呢？张宇燕先生的论作《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制度变迁》里说得明明白白。

　　从一味追求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到放水养鱼、藏富于民，这次税收征管思路的变化无疑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进步与成熟。先把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然后是价内税改成价外税，今后时机成熟时再逐步从流转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过渡，这不但是一个政府对自己有信心的体现，更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

　　税制改革的本质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其意义决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这次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之深远，恐怕也要数年后才能真正看清。也正因为此，税制改革必须配之以相应的配套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降低税收成本与阻力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