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李攻
2003年，是一个各种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充分争论、充分冲撞的年份。
从经济增长率预测的争论，到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到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争论，再到GDP能否作为衡量地方发展根本指标的争论，再到中国经济外向型依赖程度的争论，还有
发展民营银行的争论，股市全流通的争论。如此等等。每一次争论都唇枪舌剑，莫衷一是。
各种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在2003年得到充分争论，得到尽情冲撞，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在20多年之后，真正进入了深水区。改革的实质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都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面，观点的交锋，纯属正常。
中国经济在充分的争论声中，在观点激烈的冲撞声中，向前猛进。
充分争论、充分冲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话语环境的充分宽松。这一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以前不方便说的话，甚至以前颇为忌讳的有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专家学者以至普通的人们，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都可以找到发表自己真知灼见的场合和机会。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一个人尽其言的社会。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正在逐步走向这个社会。
而来自民间的争论和冲撞，得到了高层的积极回应。这就更加增强了争论冲撞者的自信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中央高层多次召集相关人员开“诸葛亮会”，广泛借鉴和吸收来自各个方面的观点。争论和冲撞的焦点，体现到了党的文件，体现到了国家重大决策，体现到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脚步中。
没有观点的争论，没有强有力的冲撞，就没有闪光点的产生。可以说，2003年的每一次争论，每一次“剑拔弩张”，都给了一次社会进步的良机。
经济增长率争论“水落石出”
中国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是多少？
这个问题在以前一般是不会产生“冲撞”的。国家有关部门年前预计的数字，虽然与最终数字有一点出入，但是都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今年却大不一样。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朱之鑫在正式场合代表国家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是7%。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人们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许多新说法。在“非典”最肆虐的时候，有的研究机构悲观地将年初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了近2个百分点。如果真的如此，今年中国经济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年份之一。虽然有的研究机构认为2%这个数字有点过大，但是，受“非典”影响，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将会低于年初预计却基本上是大家的共识。
到了年底，这场争论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数字：比去年增长8.5%，而2003年全年的增长将不会低于8%。这都高于年初的预计数字。
中国经济的“意外”走势，令诸多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经济强大的增长势头表示由衷的赞叹。
另一种声音却又鼓噪人们的耳膜。有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出了另一种“怀疑”，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被人为压低，他们认为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以至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站出来，再次申明官方数字是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
2003年马上就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会最终水落石出。但是，面对数字的种种议论，还会继续下去。
经济是否过热还在争论
如果没有“非典”的影响，中国经济将会像脱缰的野马。
这是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或者已经出现过热苗头的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的中国经济图景。
经济过热我们过去耳熟能详。但是，在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提出过热的警告，需要一定的胆量，更需要远见卓识。
著名经济学家樊钢先生是提出中国经济过热的始做俑者。他认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GDP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达到9.9%。受“非典”影响，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1%。如果没有发生“非典”，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超过10%。如果超过了10%，就是经济发展过热，随之将会出现通胀。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将会发现，经济增长低于8%的话，就会出现通缩，高于9%的话，就会出现通胀，如果超过了10%，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更多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出现整体的过热，局部过热也许是可能的。
企业家大概是最“讨厌”听到经济过热这个词的。按他们的说法：我们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啊，就过热了？
经济过热中的企业日子其实是很好过的：银根相对宽松，贷款不难，市场情况也不错，利润节节上升。而一旦经济被“确诊”为过热，情况就将大为不同。既然过热了，就要进行调整。企业一般要为这种调整“埋单”。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少企业会在调整中消失。下岗工人可能对经济过热这个专业名词不甚了了，但是经济过热的后果他们也要承担：就业难度将随着调整的到来而加大。
然而，一些情况却是分明正验证“过热派”的观点。到了岁末，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能源短缺的情况，而在此前，粮食等产品出现许多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大幅度价格上涨。再加上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各项投资迅猛增长，经济过热迅速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虽然关于中国经济过热的争论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但是，有关部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有效调控却是不争的事实：压缩房地产信贷规模，对新一轮“圈地运动”进行整治，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等。
11月末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从更高层面回应了人们对经济过热的议论。会议指出，愈是形势好，我们愈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会议要求，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的同时，还要根据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控。针对年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苗头性问题，中央又适时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加以调控，包括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就业再就业、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整顿土地市场秩序、调控信贷投放、对房地产和增长过快的行业加强引导、制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等。
出口猛增意味深长
中国2003年度的进出口总额可突破7800亿美元，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的规模，比去年增长25%以上。这是商务部权威人士不久前作出的预测。
2003年前三季度，全国对外贸易总额达6062.6亿美元，增长36.2%。其中，出口3077.0亿美元，增长32.3%；进口2985.6亿美元，增长40.5%，实现贸易顺差91.5亿美元。
8000亿美元，按照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折算，是66600亿以上人民币。据预测，2003年中国的GDP总值可能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算起来，中国的GDP一半以上是与外贸有关系的。
大进大出，曾经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之一。现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曾几何时，我们为增加一点出口费尽力气，而今天面对蓬勃增长的出口，我们即使想“压也压不住”。
中国出口的猛增，给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口实”。美国、日本，这些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就不断拿中国的出口做文章。同时，外贸依存度的猛增，也促使国内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思维进行“检讨”。
仲大军先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中国开往美国的货船里面满装的都是货物，而由美国返回的货船却是空空如也。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会取得贸易的“顺差”，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一部分人仍然不能“富裕”。
由此，仲先生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真正得到“好处”了吗？我国工人的薪资水平是否应该得到相应的提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否应该必然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有相似的观点。他曾说，关键是要认识到我国提高竞争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把我们的工资打了折扣，那中国的竞争力最高意义也不大。我们是得到了外汇，但归根到底还是要过上富裕生活。对外贸易的目的是赚钱。
仲大军和茅等先生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反对。“主流”的思想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加大出口，引进外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廉价劳动力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要加大出口，仍然要大量吸引外来投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加大出口，大量吸引外资也正在成为一个综合系统，包含有许多方面的因素，需要从多种角度认真考虑。最起码的，以“牺牲”中国劳动力价值获取出口的猛增是并不是一个最科学的认识。
关于出口猛增是喜是忧的争论虽然不是特别强烈，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远的，其带来的影响更是深远的。因为它不但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价值”，更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安全”。
GDP增长应否是必然考核目标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现在几乎可以说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不久前表示，将实行“GDP新政”。而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单纯以GDP的增长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的方式正在逐步得到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正在加入人文的、社会的许多新因素。
单纯依据GDP的增长对官员进行考核必须加以改变。这已经成为共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提出，GDP考核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直观指标，要找到另外一个指标来替代它，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先生认为，以GDP为中心的考核方式会滋生政府机会主义，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我们的初衷，而仅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经济增长最终要为社会福利的总体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服务。从长远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的主旨是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民的福利为中心过渡。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对民生的尊重应该在“一个中心”中得到更多的强调。(本报上期曾刊登对赵晓先生的专访)
从学术层面上看，抛弃“GDP主义”已成必然，而在地方官员那里要做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发展是硬道理”，检验发展的指标已经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了，官员得到升迁的机会就大；经济发展滞后，官员要升迁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面，要抛弃这种既有的观念，显然很难。但是，令人欣喜的是，新的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后，以人为本的执政新风迎面扑来。不管是在“非典”肆虐时期，还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是前不久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都可以使人深切感受到。这种由上而下的影响，对地方官员思想观念的冲击力，同样非常非常重要。
人民币是否升值争论还将激化
在2003年，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几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美国的格林斯潘先生关于人民币即使升值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美国的就业压力的言论，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观点。临近岁末，关于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争论似乎有点“松劲”。在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期间，美国人也没有过多拿这个问题向中国“发难”。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松劲”，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最近出现的强劲的经济增长不无关系。而在此前，这些国家经济滞涨，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和替罪羊，也成了他们“拿中国说事”的借口。
在今年夏季，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议论简直和天气一样热。日本是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先行者”。他们认为，人民币价值过低助长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和产业空心化。而后美国人也“跳出来”。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武断地说，由于市场压力，在人民币升值一事上，“很快就会迫使中国别无选择”。
在加紧“造势”的同时，国外的一些“热钱”也蜂拥而来，准备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大捞一把。现在年关到了，相信这些“热钱”正处于“苦恼”之中。
听任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任凭别人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人民币汇率要保持稳定。而国内专家学者对人民币是否升值虽然存在争论，但总的看来，主张人民币利率保持稳定的意见占了上风，或者说是更符合“当前形势”。另外，中国政府也采用一些金融措施和外交措施，尽力舒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现在看来，效果不错。
虽然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渐缓，但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相信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将会再次浮出水面。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而综观其他国家崛起的过程，都伴随着货币升值。可能中国也难以“免俗”。人民币汇率需要改革，或许人民币也需要升值，但我们希望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需要的是“有节制”的升值。说到底，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如此，就要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双管齐下，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