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中层干部大“换血” 杨明生新政显形

　　本刊记者 李利明 石朝格

　　就在工行、中行、建行纷纷制定改制上市的蓝图，并且有的还拿出明确时间表。不同于它们三行的踌躇满志，农行表现得相当的沉默。

　　其实，在四大银行的改革中，农行面临着比其他银行更大的压力。国内银行业一直有 个说法，中国银行业的难点是不良贷款，而四大行的难点就是农行。无论是从盈利状况、机构布局和人员状况、不良贷款比率还是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农行都处于四大银行的最落后水平，改革的紧迫性和压力更大。

　　事在人为，农行的改革已从人事结构改革启动。“我们从今年10月份开始的干部人事大调整已进入尾声，除了国际业务部等少数总行业务部门以及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几个分行以外，整个农行都在进行人事的‘大换血’。”12月17日，农行党委宣传部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2003年9月，从2002年12月就开始主持农行工作的农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杨明生被中组部任命为农行党委书记兼行长。这次人事调整是杨明生正式就任农行行长以来的第一项大动作，也是农行这三年多来的第一次人事大调整。而作为四大银行改革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这次中层干部人事调整仅仅是农行改革的一个开始。

　　中层干部大换岗

　　据农行有关人士介绍，从今年10月下旬开始，农行就开始这场人事大调整。调整首先从中层干部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在这次调整中变换了自己的角色。比如说农行原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贾祥森到广东分行就任行长；原广东分行行长到江苏分行担任行长；原上海分行行长到安徽分行就任行长；而原安徽分行行长到总行担任总行行长助理。上至总行部门老总，下至支行、营业网点的负责人都在经历着一场农行建行以来的力度最大的人事“大手术”。

　　“当前，年龄偏大、业绩不太好的总行部门总经理以及分行行长，该下课的都下课了。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农行内部难免有些波动。”农行一位内部人士这样形容。

　　早在今年年初，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的杨明生曾就该行的“改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要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对农行的管理体制进行再造，首先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人事改革，然后再是经营指标改革、薪酬改革等。“人事改革做不好，其他的一切改革都大打折扣”。

　　但是，自从去年年底原农行行长尚福林升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农行行长一职始终空缺，当时杨明生为首的农行党组和行领导颇有些“留守内阁”的味道，在等着一位新行长的上任。9月30日之前，谁来就任农行行长一直有种种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工作的杨明生只能萧规曹随，在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加强信贷风险控制、培育优质客户等方面做一些工作，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直到今年9月30日农行行长一职在空缺9个月之后终于尘埃落定，花落杨明生，农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才有可能进行。

　　对于杨明生而言，尚福林从2000年3月就任农行行长到2002年末调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将近3年时间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干部人事调整，这无疑为杨明生主持的这次人事调整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以免出现由于中层干部的频繁调整而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此外，通过9个月的主持工作，杨明生对于从总行到分行几乎所有中层干部的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实践经验等方面都已经摸得比较清楚，从而可以唯才是，通过人事调整来优化农行内部的资源配置，使得这次调整能够与农行今后几年大规模的改革措施相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落实人事调整，农行上下可谓不遗余力。12月8日，农行副行长唐建邦亲率总行培训部、人事部有关负责人赴河北、河南分行开展了专题调研活动。调研中就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加强队伍建设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等问题与基层行充分交换了意见，以便于总行决策。

　　精简基层即将开始

　　中层干部的调整只是杨明生就任农行行长之后推进的众多改革措施的一个开始。部门、网点的撤并与人员的精简也正在着手进行。

　　据农行内部人士介绍，下一步农行地方分支机构的基层干部的人事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也将开始进行，一些省市分行已经采取了公开竞聘中层干部的方式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湖南省某市农行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今年下半年，该行举行了一次中层干部竞聘大会，具备竞聘条件的市行工作人员及各营业网点负责人都参与了这次竞聘。之后，该市农行又开始对支行机关科室进行整合，整合后的机关中层干部一律实行报名参加、公开演讲、现场投票的方式竞聘上岗；随后，又采取同样的方式完成了对基层部分网点正、副职及机关副职的竞聘。

　　同时，几年来农行落后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的裁撤网点工作也将加快进行，为了收缩战线降低经营成本，一些长期亏损的网点和落后地区业务量很少的网点有可能被撤销，其工作人员将采取一次性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等多种方式来解决出路。

　　农行改革路漫漫

　　今年前三季度，农行在境内实现利润134.54亿元，增幅121.21%。其他三家国有银行前三季度实现的利润都在300亿元以上，差距很大。过去几年，“四大银行从穷地方撤退”成为国有银行改革的一个主题。四大银行纷纷通过从落后地区撤退来实现网点布局的优化，在这次撤退中，农行却以“农行网络遍布城乡”而留守在很多落后地区。

　　尽管今年以来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和余额已经出现了“双降”，但是农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却在上升。就在建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已经低于12%的时候，农行的五级分类不良贷款比率仍然高达35%左右。湖南某市农行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78%，其下属三家支行的不良贷款比率都超过95%。

　　在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超过8%、建行和工行通过发行次级债就可以基本实现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时，发行次级债对于资本充足率只有1.44%的农行要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还是于事无补；在其他三家银行纷纷提出上市的口号、进行机构和业务的重组、与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时，农行还在为一些具体的业务问题而感到头疼，还在通过对中层干部的人员调动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农行与其他三大银行的差距仍然很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行宣传部一位处长告诉记者，在农行沉重的历史包袱和不容乐观的现状下，农行要通过改革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银行，恐怕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