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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培勇
从闭幕不久的“中国财税论坛2003”上得到一则消息，今年1-10月份，中国财政收入又实现了高增长：全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815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
这是一件既有点出人意料、又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我们毕竟刚刚经历了非典的侵扰。四、五月间非典肆虐的时候，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今年的财政收入将随着GDP下降若干百分点而以超过GDP降幅的比例减少，财政收支形势将因此变得异常严峻。说情理之中，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度，将外来的、在许多国家应验的分析方法直接用来判定中国的事情，肯定要有出入甚至有较大的出入。这件事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是，把握中国国情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给出恰当判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引用国外的很多分析工具的时候，要注意它们同其所植根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关性。
中国财政的确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点。比如，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曾经高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旗帜，将政府收入的重担压在国有经济单位身上，而不对或很少对除此之外的家庭和个人征税。即便那时的非公有制单位也要纳税，但一来它们的规模不大，纳税数额很小，占整个政府收入的比例微不足道，二来那时对非公有制单位的征税的主要的目的，是限制、削弱其发展甚至铲除其存在的土壤。因而，那个时候，从总体上讲，人们的纳税意识淡薄，对税收的认知程度不高。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当人们需要作为纳税人纳税了，要将已经装入腰包的收入拿出一部分交给政府的时候，出于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自然要想方设法逃税。面对这样的环境，最初的税收制度设计得再好，它的实施效果也会打折扣。1994年税制改革之初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仅在50%-60%之间，就是所谓新的税制同旧的环境出现反差的必然结果。一旦机制理顺，环境改善，人们认识到逃税不那么容易了，逃税要遭到处罚了，逃税要影响今后的信誉和前程了，逃税的欲望、可能以及规模肯定要出现跳跃式的下降，财政收入就会呈现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
再如，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诸如非典这样的外生变量的作用固然不容低估，但相对而言，内生于中国经济体制之中的改革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力来得更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20多年间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之所以能在今年非典肆虐的非常环境中实现1-9月份8.5%的增长速度，不能不归因于改革这个最重要的源泉和动力。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发展机遇，改革带来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企盼，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改革也使未来的制度预期变得逐渐明晰，从而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做出经济选择。
又如，应收尽收的追求要通过严密的征管体系加以实现。一个有效的征管体系，不仅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税务队伍，要有一套适合现实国情的机制安排，而且要有与队伍、机制相配套的技术手段。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们的技术手段主要凭借手工操作。这几年，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税收征管，金税工程一期、二期、三期相继上马，“一窗式”服务普及全国，技术手段的推陈出新和不断跃升将税收征管水平带上了越来越高的层次。征管水平上去了，并且同队伍素质的提升和征管机制的创新结合在一起了，税收的实际征收率自然要在以往不那么高的基础上以一个不同寻常的速率提高。
这件事，也留给我们一些必须投入气力才能有所收获的沉重思考，比如：第一，支撑中国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的因素究竟有多少？除了上述论及的因素之外，有无其他的因素尚未进入我们的视野？
第二，就上述几个相对显著的因素而言，它们在财政收入高增长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各自的作用力又是怎样的？能否用计量的方法给出一个可靠的论证？
第三，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已经持续了几年。增长的空间终归是有限度的。迄今为止的增长势头，还有几年的可持续性？
第四，现行税制已经运行10年。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征管机制肯定也要随之变化。税制改革和征管联动的安排，对于眼下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是应当促进还是应当促退？
上述以及类似的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必须慎重对待，从理论与现实、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的结合上给予明确的回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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