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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闻
“圈地热”的一个特点是所有的征地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的。几乎一切征地项目都可以“搭乘”公共利益的“便车”，随意出让、“批租”国有土地，各种经营活动也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
近年来，由土地开发引发的矛盾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下半年开始，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派出了多路督察组，对全国的土地开发情况进行调查，媒体称之为“土地监察风暴”。此次监察风暴的结果如何，土地开发中的“水”有多深，是否能从中挖出几个腐败案件，现在尚不得而知，但从这一段时间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土地开发中的违规违法现象和行为，的确是够让人触目惊心的了。
“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土地开发或者说“圈地运动”的最明显特点。如果我们没有患上“健忘症”的话，1992年的“圈地热”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但是这股风潮所种下的苦果，至今还在为害着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海南和北海的“烂尾楼”就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经济，直到今天，那两个地方仍未能很好地恢复元气。
近几年来，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一场远比上世纪90年代来势更为凶猛的“圈地”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中国各类开发区已达3873家。但在这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有1019家。这新一轮“圈地热”同样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后遗症，包括影响粮食安全、损害农民利益、侵蚀土地收益、破坏市场秩序及产生腐败等等。很长时间以来，为了土地开发所引起的矛盾，越来越多地成了各地信访部门接待的“热门话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营城市”等漂亮的口号势不可挡，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大规模的“圈地热”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关。各种利益集团需要土地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地方政府也由于政绩冲动而需要“以地生财”。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不仅成为政治、行政方面的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也已经成为经济方面的主体。在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和不断高涨的政绩冲动下，地方政府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可以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圈地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征地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与国外不同，中国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的限定。而在实际工作中，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基本上都称为征地，几乎一切征地项目都可以“搭乘”公共利益的“便车”，随意出让、“批租”国有土地，各种经营活动也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据16个省、区、市国土部门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调查，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占到总量的22%，学校、企业用地等也占到13%。东部某省会城市的项目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经营性用地。
从目前看来，要刹住这股来势汹汹的“圈地”风，用行政的督察办法也许可以管一时，但从长远来看，要刹住“圈地运动”，遏制土地领域的腐败，只能靠市场化的方法，一是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制度，二是改革国家土地储备制度。最根本的，还是要改革现行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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