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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刊记者王信川
摄影/本刊记者张朋
统筹/本刊高级编辑黄小伟
当义乌廿三里镇如甫村的村民领取了每人4万多元的土地征用费后，他们将失去土地，和如甫村的村民稍显不同的是，吴溪叶村村民叶银生进行了激烈的抵制，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样失去了土地。
《经济》杂志调查发现，在这场义乌圈地狂潮中，土地的承包者农民成为了配角，主角是基层镇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者，他们合谋借公共利益之名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结果基层政府手中囤积的土地越来越多。
这场义乌圈地狂潮背后的利益引擎是土地资源的紧缺，义乌每年几万亩的巨大缺口使土地变成聚敛财富的核反应堆，一个6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其中一半的土地出让，就有3亿多元的利润。
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义乌在圈地狂潮中出现的所有离奇事件都不难理解。义乌遍地的工业园区，德清县狂卖土地指标，结果是一方面大量土地被征用，另一方面开发区土地利用率低下，成片土地闲置撂荒。最终，基层政府成为圈地狂潮的最大赢家。
义乌圈地狂潮让中国土地制度的异化暴露无遗。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制度安排，实质上确立了两类土地不同的地位和增值空间，集体土地往往因为巨大的利益预期而被圈占，保护农地的初衷因某些规则的变通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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