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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磊北京报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松奇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败关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千家万户的利益，如何处理金融体制改革与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松奇。
《中国经营报》：温总理日前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专访时明确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存在很大的金融隐患。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必须加快对银行体制的改革。”请问，您对温总理的上述讲话是怎样理解的？
王松奇：温总理的谈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
我认为，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说，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最大威胁的不是“三农”问题，不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不是经济开放度进一步提高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外部冲击，而是由银行坏账形成的金融隐患。我们说，金融隐患比其他矛盾更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现代信用经济中，金融活动的影响力最大，如果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就会立即引发全社会性的经济振动，甚至会危及政治安定。这一点从世界近20年来所出现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
金融问题不仅影响力大，而且还存在着另一个有别于一般经济问题的特征，即由于金融机制构造复杂，因此金融体系中的结构矛盾较之于实体经济部门中的结构性矛盾更难于处理。举个例子：前总理朱基在1998年3月24日以政府首脑身份答记者问时曾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个实现”，我们都记得那三个到位是：3年之内完成国家机构改革目标；3年之内国企脱困和在3年之内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现在，当我们对照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印证朱基的计划施行结果时会发现，前两个到位目标也可以说大体实现，但后一个即“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这一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看再干上10年、8年，恐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完全实现。由此可见金融问题的解决之难。温总理多年来一直关注和主抓金融部门，因此对金融隐患问题高度重视，我想，这就为将金融改革提到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议事日程上来奠定了前提。
其次，温总理将金融隐患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特别是银行体制，这种分析清晰而正确。在转型经济中，计划体制的弊端和运行惯性是过渡时期各种矛盾的基本来源。在中国，尽管我们已经有了24年的改革实践，但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始终维持在10∶2的水平上，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代表，它们集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金融资源，这些金融资源的分配权又绝大部分掌控在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系统中，可以说，工、农、中、建本身就是四个放大了资产倍数的国有企业，这四大银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国企病”，即：资产所有者虚置、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花钱没人心疼。这也是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弊端的集中体现。从这一点说，只有实施彻底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当成体制改革的重点，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隐患问题。
《中国经营报》：谈到金融体制改革，不少人马上会提出道德风险问题。您认为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道德风险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处理金融体制改革与道德风险的关系？
王松奇：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道德风险不在微观层面，而在宏观层面，即有可能出现某些较重大的改革决策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道德风险就是从英文“moralhazard”翻译过来的，而这个英文词还有另一个中文译法，即“败德行为”，这后一种翻译似乎更能指明人们为获取某种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主观故意性。
在制定改革规划时，由于存在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普遍的博弈行为，因此，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和消极效应的改革计划是很难寻觅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司马光所说的，要“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轻重缓急一旦分清，方案的选择就会变得容易。一项改革，只要立意正大，积极效应明显，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就应该坚决推出，即使出现一定的“搭便车”式的道德风险，也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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