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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
本报记者王颖郑子轩北京报道
《21世纪》：综观“新政”一年的法治建设，总体上讲，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应松年：总的来说，新的一届政府这一年中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我最大的感触主要有三个方面。
新政府对依法行政的自觉是最为突出的。这是从今年初我们经历的一场SARS的考验反映出来的。4月，正在紧急对抗SARS时，政府头脑非常清醒，马上着手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后来又配套出台了一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运用法治来进行这场战斗和社会管理，通过法律确定了上报、隔离等措施，处理了违法官员。政府自觉地运用法律而不是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反映出了新政府很高的认识水平。
新政府在努力转型为“服务为民”的“亲民政府”，这是“新政”的又一大亮点。这也能够从法治建设中反映出来，就是“孙志刚案”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前者管理色彩浓厚，而后者则主要偏重服务，帮助弱势群体渡过困难。这个条例的出台速度很快，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府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决心。
还有，《行政许可法》的通过，这是上届政府就开始做的。现在显露的迹象来看，新政府充分认识到行政许可的改革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对于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对于机构改革重要，以及对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之后保护公民和其他组织权益的重要。
新政府对一部法律如此重视，放在政府施政中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少见的。对这部法律的重要性，新政府抓得很准，许可制度的改革，对国家将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会带来重大影响。说明新政府对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很有眼光。
《21世纪》：《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都是紧急应变的产物，而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迟迟没有解决，是不是说明新政府对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仍处在被动状态？或者说缺乏决心？
应松年：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有些滞后，即使在制定时很有前瞻性的法律法规，在未来不可预测的变化中仍然有可能滞后，更何况一些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而制定的法律法规。
作为新一届的政府，不可能一上台就为所有问题都制定法律法规，这需要时间，能够通过一些事件的发生，马上做出修法或是立法的决定，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的确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现在正在逐步解决，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解决。
但是，我们也看到政府还是在积极寻求解决方式。
《21世纪》：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司法和执法也是同等重要的。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和执法机关的政府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新政府又有些什么改革举措？
应松年：司法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早在十五大就已经提出过“司法公正”的目标，可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从司法人员的素质、待遇、内部机制、审判活动以及消除外部对司法独立的干预等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以此实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标。但是这场改革也将会非常困难，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研究。
《21世纪》：目前，新政府对于政府部门的改革，是否仍然停留在行政手段的机构调整，而没有上升到用法律来规范？
应松年：以法律来作为规范的准则是将来必然的趋势，但这需要行政机构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看来还需要时间。
当改革进行到比较成熟、已经开始成形的阶段再立法比较合适。我希望这个时机能早日到来。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上级政府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解决，最难办的是基层政府，要将每一级政府都改变成为法治政府，您认为可以采取怎样的方式？
应松年：在我国，基层政府的确是建立法治政府最大的困难，我们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法治政府。对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培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认识水平。这可能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也是建立整体的法治政府必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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