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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中国经济在诸多悬念和争论中过去。尘埃落定，遭遇不速之客SARS突袭的中国经济仍将达到8.6%的增长，这超出了几乎所有业内人士的估计和业外人士的乐观预期。
关于2004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争论莫过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增长动力是什么，是否可持续，业界人士最大担心则在于外资进入减少以及外部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增长突然滑落。本文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受多重动力牵引、基本健康，总体判断已步入“
中长增长周期”，2004年可能迎来低物价上升下的1997年以来最高经济增长记录，因此大局依然看好，但不免掩盖增长中的其他问题。在政策因对方面，应慎言经济过热，放缓重拳打压政策，着重于结构调整，并在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上下功夫。
中国经济会迎来中长期的高增长吗？
——2004年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可以叫做“锐不可当”，且物价初步摆脱通货紧缩，出现轻微的正增长，几乎达到了理论上的最佳状态。尤其是第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突然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地复苏，而中国经济则更如“一鹤冲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3季度我国GDP分别增长了9.9%、8.2%和8.5%，预计全年GDP将达8.6%，高出去年0.6个百分点，毫无疑问名列世界榜首。更有甚者，进入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突然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中国经济所撬动，这在过去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对今年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结论，2004年预计我国GDP为8.3%，整体经济运行开始步入一个中长周期。
2003年跨过了4大坎
现在2003年即将过去，回过头来看，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今年中国经济如此喜人的成绩却是在不太顺利的经济环境中所取得。在这一年中，我们跨过了四道大坎！
第一道大坎：局部过热
今年的经济就犹如秋后荒坡上的山火，突然之间就着了起来。春节刚过，一些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领导就开始为“经济增长是过热？还是过快？”的问题争论了起来。尽管，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始终都没有一个定论，但局部的过热(或者说泡沫)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今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从资金来源看，毫无疑问是民营资本，但是政府在幕后的主导力量依然非常明显。尤其是对现行的土地批租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条例进行约束。地方政府把它当成了一个没有任何风险，同时又能获得巨大收益的摇钱树。导致了有关土地开放的非理性膨胀。有关调查表明，根据24个省区市的初步调查上报结果，当前我国开发区(园区)几乎泛滥成灾，其种类有30多个，数量则有3500多个，规划面积更高达3.6万平方公里，甚至都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2)一些本该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质量的小企业今年有死灰复燃。以钢铁为例，本来我国钢铁产业规模效应就不够，在现有的280多家炼钢企业中，年产量500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8家，而今年以来获得更快发展的却是中小企业，前5个月钢产量增幅比重点大中型企业高出了77个百分点，一些低质高能耗的县级企业甚至获得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3)在行业积景气上升的拉动下，一些行业投资急剧增长，可能导致2、3年之后的产能大量过剩如纺织、电解铝和钢铁等。
针对以上情况，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如明令禁止再上开发区项目，提高一些行业(如房地产)的融资门槛，对未来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行业投资设置限制等等。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局部过热不仅没有演化成整体过热，而且其迹象已经有所减弱。
第二道坎：SARS疫情
SARS的突降曾经使得国人闻“典”色变，北京人甚至在多年罕见的好气候中渡过了一个戴口罩的春天。SARS时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可能遭受的损失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大多数人认为，GDP将因此而下降1～3个百分点。
然而，结果却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不仅SARS几乎是在大家所能想象的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及时控制。受损的行业从6月即已逐步恢复，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第3季度明显恢复，其中，受SARS影响最大的餐饮业零售额达到在第三季度达到4186亿元，增长9.4%。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增长高达11.8%，成为增长的最强音。其中，1-9月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289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是1995年以来的同比最高增速。就工业而言，不仅可以认为已顺利摆脱SARS的影响，而且愉快地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周期，转而进入呼啸的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专家们原来最担心的是SARS对于外贸和引进外资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方面的滞后影响不能说没有，但完全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按可比价格计算，2003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9114亿元，同比增长8.5%，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比第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与第一季度增长率的差距大大缩小。这些都表明SARS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季度，而到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已咸鱼翻身。
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几何？国家统计局权威人士估计，对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约0.8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显然大大低于专家们的一般估计，也大大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
第三道大坎：汇率战
今年以来，国际上曾经掀起了一股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浪潮。毫无疑问，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麻烦制造者”正是日本人。早在于2002年12月2日，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和参事川合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声称："中国通过出口成长、国内通货紧缩以及紧盯美元汇率三项动作，向全球出口通货紧缩。”至于解决之道，他的建议是，“中国要么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升值，以加入全球对抗通货紧缩的行列”。今年2月，在"西方七国"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则正式向会议提出了谈论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议案。经过日本人的再三“努力”，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最终演化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大争议。最后，世界上几乎各主要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压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列，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外部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沉着应战，坚持先推进国内金融和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后考虑与国际社会进行经贸沟通的汇率改革。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中主要包括：继续放宽居民出国用汇的限制条件；放宽居民在海外的证券投资，想方设法增加国内企业对美元的需求，改革目前的银行结售汇制度，加速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增大对美进口等。
迄今为止，这种汇率战的结果是，始作俑者日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却导致了日元的升值12%。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虽然说还没有完全消除，但确实比前段时期小得多。
第四道坎：热钱冲击
由于今年人民币升值成为市场的主流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游资的流向。在过去多数时间内，国内一些资金都具有强烈地外流倾向，从而形成一边外资大量流进，一边国内资金大量流出的独特景象。9月份，境外热钱流进中国大陆的数量平均每天约为5个亿美元。
这种热钱的大量流入给中央银行带来了巨大的麻烦。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购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被动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为此，它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来进行对冲。其中主要包括：在公开市场进行正回购操作，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等。通过努力，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小幅下降。与此同时，央行还积极推进金融改革，支持农村信用社改制，推进邮政储蓄转存款改革。
6大动能将中国经济送入中长周期运行轨道
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除了过去我们说过的5化(国内经济国际化、消费结构高级化、民营经济扩大化和城市化)之外，从今年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又多了两个新的动力：一是重化工业的持续快速增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
1.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
今年以来，我国重工业增长明显、持续地高出轻工业增长。有人担心，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几乎前所未有，这是否意味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失衡？是否意味着我们又需要进行一次纠错？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表面的“失衡”不仅可能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进步，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告别初级阶段，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人们常说，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或者说成为“制造业加工基地”。然而，不管是“世界工厂”，还是“制造业加工基地”，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由轻纺工业升级到重化工业，并为以后升级到高新技术工业做好准备。所以，我国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由于目前，我国刚刚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对设备制造业、装备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将提出新需求。重化工业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产业链条长、投资规模大、引致需求大等特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巨大。另外，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重化工业同时还具有形成周期较长的特点，从而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2.我国进入了高投资率时代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所谓的"投资过快"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由于从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尽管今年国家预算内投资资金比重很小，但一些人依然担心，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是否能够持续。
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担心，有两个理由：一是投资率可能太高。从历史数据看，上世纪80年代投资率平均只为28.7%，90年代则都超过30%，2002年达到3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投资率则为42%左右，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位。二是根据一种当今较为流行的观点："投资是中间需求，而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可靠力量只能是最终需求"，投资过高，将来可能带来大量产能过剩。
应当说，以上担心确实有些道理，然而却有以偏盖全之嫌：第一，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高投资率是经济起飞伴生的必然现象，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就要有持续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持。在这一时期，投资率比一般年份将明显偏高。当年，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就比一般年份高出4-5个百分点；韩国在经济腾飞时则比一般年份高出7个百分点左右。第二，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定义，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区别在于，购买者的目的是用来直接消费，还是用来进行加工升值。所以，它应"包括面包而不包括面粉，包括汽车而不包括钢材"(萨缪尔森)。显然，如果我们的投资是用于公路、桥梁和街道的话，其产品已经不可能再被加工转化为其他产品了，而是直接供居民免费或有偿地"消费"了，此时的投资就应当属于最终需求的范畴了。
正因为如此，当前我国投资总量的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如果结构上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初步分析，上述这些动力能起作用的时间都在10年以上，从而足以将中国经济推入一个中长周期的运行轨道中。
2004年中国经济展望
1.外部环境中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
从目前的趋势看，世界经济应当走出近3年来少有的好行情，国际经济和贸易活动将趋活跃。然而，从历史经验看，世界经济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并不一定获利；而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也并不一定受损。所以，除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可能会因此有所减缓之外，明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此因素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之外，其他因素大多都可以做一些定性分析。
(1)有利因素分析
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六大长期动力之外，明年将对经济增长发挥推动作用的因素还包括以下几条：
①从体制环境看，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较高，市场机制引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活力进一步增强。
②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在农业和公共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将增加。比如，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明年每个县都将建立一个标准传染病医院。
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并购投资将大幅度增长，“国进民退”步伐将明显加快，民营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
④振兴东北，能否树造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我们不敢确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它必定成为2004年GDP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2)不利因素分析
①外资流入速度持续放慢，从2003年5月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出现了连续5个的负增长，其中10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放缓至3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三分之一。这将对明年我国工业和出口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②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明年房地产和钢铁等一些行业的发展速度将有所趋缓。
③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加大了紧缩银根的力度，10月贷款额增长人民币61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06亿元，是贷款额全年首次出现下降，这些都表明央行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将在2004年进一步显现。
④政府始终没能很好地探索出在开放环境下有效宏观调控的方式。
2.物价将温和上涨
我国物价在经历14个月的负增长之后，今年以来开始出现正增长。但在前三个季度幅度一直很小，让人提心吊胆，总担心它一不小心又掉会到负增长的轨道上起去了。然而，10月物价出现的突然变化，让人们这种担心一扫而空了。除棉花价格维持了持续上涨态势之外，其他农产品诸如小麦、玉米、大豆、植物油等产品的价格在10月中旬也突然上涨，很短时间上涨5-30%，这是近7年以我国农产品价格的首次大幅上涨。10月份，我国CPI达到了1.8%。那么，明年的物价将怎样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的结论是，物价将温和上涨。
首先，物价总体会往上涨，这有几个理由。第一，由于今年现在10月份以来物价上涨，粮食产量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而等到农民对此信号做出反应，增加粮食产量，再到新粮上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明年物价将有个翘尾效应，明年即使保持今年12月份的价格不动，由于同比基数低，明年物价照样会上去；第三，从现在情况看，全世界的经济明年会上升，而且会比较快地增长，这样也会使得物价上升。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再出现通缩。
其次，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出现通胀，因为受各种因素制约，物价也不会涨得太快。第一，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基本上每年是以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往下降。这说明，粮食对物价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另外，现在工业对农业的信赖程度也很小，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传导至工业方面的力度也比较小；第二，我们现在很多产品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出现快速上涨可能性也不大；第三，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即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我们国内的物价。
总体来说，明年将是一个物价温和增长年。我们初步预测，明年CPI上升为3%左右，上升幅度较大，但总体仍在温和区域。
3.GDP将保持高速增长，达到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
(1)消费增速将上升
明年中央决定采取多项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主要包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并适当提高保护价，把对粮食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在降低工业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可能还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另外，随着农产品物价上涨，会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应提高，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会相应缩小。随着物价上涨，企业总体效益会进一步好转，城镇居民收入也会有所提高。而且，在物价上涨情况下，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会更乐意消费。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出现回落，但仍维持较高水平
导致投资增长回落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发改委对开发区和一些出现投资过热迹象的行业，在上新项目时将严加控制。二是中央银行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提高了房地产商融资门槛和开发成本。三是2003年的基数太高。
支持投资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今年新开工项目较多，明年将继续追加投入。今年前9个月新开工项目82256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2588个，增幅为18.1%；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3.7%。二是尽管今年下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速度下降，但合同利用外资却不见减弱，这表明，明年实际利用外资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三是企业效益的提提高和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增加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3)出口增幅可能下降，但仍将保持旺盛态势
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基数高，二是今年下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下降，影响加工贸易出口；三是明年起降低出口退税。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如果明年出口真的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成因还将是前两条。第三条影响的力度实际上将非常有限，原因在于，中国产品的价格与国外产品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降低几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绝对不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主要受影响的恐怕还外国商家，它买中国货时，不能再压太多价，把出口退税的好处都拿走。
但是出口增长仍将保持旺盛态势，原因在于支持中国出口的基本因素不变，汇率暂时看来不会有调整，而外资企业以中国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取向仍将强力维持。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明年中国经济仍将是个好年头，经济高涨所引发的高速增长态势不可改变。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初步预计，2004年中国经济增幅可望达到9%以上，为1997年以来最高增长记录。
政策建议
1.利用经济高涨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力度，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以上我们的分析，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中长周期，明年GDP增长速度虽然会略有下降，但降下来的可能主要将是已有泡沫发酵的经济领域，所以，经济总体的运行质量有可能会更好，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应当说相对而言变得不是太大，正好为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当然不仅指的是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过去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是强势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没有做好，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所谓的“越位”、“错位”，还有“不到位”现象很多。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和迅猛的经济发展之间产生碰撞和摩擦。当前，社会上反映强烈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快速增长，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坚持一条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市经济方面，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方面，遵循“公平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健康发展。前者属于市场活动范围，后者属于政府作用范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平衡性，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还不是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做好它自己该做的事情。
2.纠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认知方面出现的系统性偏差，彻底摒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存在的“GDP中心”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但是，遗憾的是，那只是GDP的增长，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没有同步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就在于，我们可能太过于看重GDP这符号了。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增加财富，对百姓而言是家庭财产的增长，而不是GDP这个符号的增长。
根据较为大家公认的定义，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如公路、建筑物、机器设备、光缆和港口)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包括自然资本(石油和矿藏、渔业资源、森林，更广泛地讲，就是生态系统)。
最近，英国剑侨大学Patha Dasgupta教授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是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而根据联合国制定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据说它与GNP相比更能反映人的价值)来衡量，中国的状况却是在下降！
“唯GDP论”的第一个危害在于：它没有意识到，GDP的增长不仅并一定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减少。比如说，当年的大水灾引发了巨大灾后重建需求，推动了GDP增长，但实际上社会财富却是绝对的减少。再比如，在许多地方是一任领导，一任工程。班子一换届，工程可能就没人收尾，投资了资源，增加了GDP，却没有任何收益。而农村征地和城镇拆迁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地政府官员在这方面的观点错误有关。
“唯GDP论”的第二个危害在于：不顾规律而办事，为短期目标往往牺牲长期利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各地积极引进外资的大潮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根据一份对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这些年苏州由于外资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很快，然而，带来的代价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率发展速度来看，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这实际上就是将当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来”的基础上。
“唯GDP论”的第三个危害在于：在追求总量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就容易忽视结构的平衡。
总之，不论是从实现可持续的角度，还是从减少腐败和促进社会公证的角度看，彻底摒弃都很有必要，GDP不应再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和“面子工程”了。
3.不可过分收缩银根，而要重视结构调整
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始终较快，面对如此状况，央行也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来收缩银根。从9月份，紧缩政策效应开始显现，而到10月就更为明显。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表明，10月份人民币贷款较去年同月少增106亿元，为今年以来首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认为，货币供应方面则仍未受控。理由在于：广义货币M2增幅高达21%，增幅不仅高出去年同期4个百分点，亦高于今年前三季经济增长率，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11.8个百分点。所以，主动继续紧缩银根。
我们认为，继续紧缩银根应当不是很恰当。一是，自存款准备金率调整1个百分点后，有些中小金融机构头寸吃紧，有的竟然出现了个别中小银行向证券、基金公司融资的反常现象；二是货币增幅虽然较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翘尾"因素的存在,即使贷款继续放缓,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增幅依然会较高，不能因为同比增水平较高，而抹杀收紧银根政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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