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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创新高，理论界对经济是否过热见仁见智，讨论热烈。判断经济是否过热须有一个客观标准，或者是一个参照系，笔者认为“八五”可做这样的参照系。“八五”期间是建国以来除“大跃进”外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对这个时期的高增长，我们也曾给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以经济学最基本的投入产出标准去评价，客观分析前因后果，也许对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更具积极意义。
一、“八五”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推动“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力量是投资。“八五”期间投资增长是超高速，其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991年23.8%，1992年42.6%，1993年50.6%，1994年27.8%，1995年19%。其中，1992年至1994年平均增长40.3%，接近“大跃进”时期1958年至1960年的平均投资增长率42.8%。
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推动的GDP增长率分别是：1991年9.2%，1992年14.2%，1993年13.5%，1994年12.5%，1995年10.5%。
以经济学最基本的投入产出标准看，“八五”期间投入(投资)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有三个不平衡，而且是比较严重的。
其一，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不平衡。“八五”期间投资年平均增长36.9%，GDP年均增长11.6%，投资增长高出GDP增长25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3倍多，而“六五”期间投资增长高出GDP增长8.6个百分点，“七五”期间高出8.7个百分点。投资与GDP增长，虽然二者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不同，但毕竟是投入产出关系，不能差距太大。
其二，投资与GDP增长数额不平衡。1991年投资额为5000亿元，1995年突破2万亿大关，是1991年的4倍，5年翻了两番。GDP由1991年的21617亿增至1995年的58478亿，仅是1991年的2.7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由1990年的12088亿元增至1995年的55438亿元，增长4.6倍，销售收入由11718亿元增至30438亿元，只增长2.6倍。
其三，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失衡。1992年至1995年资本形成率即资本形成额占GDP42%以上，仅次于建国以来最高的“大跃进”时期，消费率52%，低于历史最低的“大跃进”时期1959年。近一半财富是为投资创造的，发展为了投资，投资为了发展，社会消费福利比率下降。
二、今年经济增长创新高与“八五”有三个相似
其一，投资拉动型相似。今年1-8月份投资增长32.4%，距“八五”平均增长36.9%不远，“八五”除1993年和1994年，其余三年平均只25.2%。“八五”物价涨幅都在10%以上，今年上半年不到1%，实际投资增长超过“八五”。而投资对经济增长带动还不如“八五”，“八五”投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3.1倍。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近4倍。“八五”投资率在42%以上，2002年投资率已达“八五”水平，今年1-8月投资增长又高出消费增长23个百分点，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失衡与“八五”相似。
其二，低水平重复建设相似。经济进入通货紧缩，传统产业投资减弱，高新技术集成电路、应用软件、计算机网络、生物制约、新材料等产业投资狂热，至今热度不减，于是出现高技术低水平重复建设。2002年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来料和进料加工占89.6%。集成电路产品80%用于出口，而国内市场需求80%依靠进口，原因在于自主知识产权很低，没有自主生产能力，只能接外国企业的设计和订单。国产手机进料贴牌占50%。低水平重复建设使高技术产业依赖国际市场，潜伏着很大风险。自去年下半年起生产资料销售趋旺，价格攀升，刺激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钢铁投资在去年增长45.9%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增长1.3倍，其中增长最快的仍是低端产品投资。
其三，投融资体制相似。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失的国家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包括日本和韩国，其后他们“重新思考政府”进行相应改革。我国经济仍属政府主导型，投资体制与“八五”相似表现在：一是国债再加上配套资金和贷款投资使国有投资比重上升，政府对经济直接参与程度、干预力度和社会资金配量作用强化；二是今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1.6%，政府主导型工业投资增长拉动GDP增长5.8个百分点，表明在社会投资迅速增长中政府主导型投资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且份量很重；三是以经济增长率作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标准，无明确风险承担者，政绩激励过分而风险约束不足就难免冒险和盲目投资，不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四是融资体制如故，间接融资仍达90%，今年上半年高达97.8%。
三、“八五”重现加剧金融风险
投资和货币供应量是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今年上半年基础货币和贷款投放均创新高，投资和货币供应增速过快，迟早会引发通货膨胀。我国金融最不堪承受的是通货膨胀。
其一，银行资金流动性恶化，支付困难。一是银行持有约2万亿中长期国债和金融债券，这些债券利差收益很低，物价上涨，利率上升就导致负利差，负利差过高可导致银行全行业亏损，亏损侵蚀资本金，使本来就低的资本充足率再下降。二是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居民收入由储蓄转向购物甚至囤积商品，储蓄增幅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二是银行资金有不小比例不能流动的呆账；三是银行持有流动性强的债券，各银行出于同一原因集中抛售缺乏承接者，央行回购再投放货币会给通胀火上加油；五是银行债务债权流动性不对称，定期存款可以活期利息提前支取，而贷款不到期银行又不可提前收回。银行资金流动性恶化，将发生支付危机。
其二，股市资金大量流出，股指再次大跌。股市大跌二年有余仍低迷不振且很脆弱。股市投资投机收益都很差，通货膨胀利率上升，大量股市资金外流转向购物或储蓄，股指大跌是必然，崩盘也未必不可能。股市危机严重冲击整个金融体系。
四、再进入通缩，经济发展困难叠加
“八五”经济损失并未弥补，再进入通缩，经济启动和发展的困难将会叠加。
其一，银行业困难叠加。“八五”给银行留下巨额不良资产，政府和银行积极处置，至今银行不良资产率距国际公认的上限仍有很大距离。再进入通缩，过度扩张的生产能力缺乏市场释放空间而闲置，银行债权呆滞，不良资产叠加。现代经济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是金融，而金融业充斥大量不良债权的经济很难持续发展下去。
其二，财政困难叠加。一是市场经济里银行企业化经营，风险损失由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分担。我国银行业由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垄断，风险损失最终转嫁给国家财政。二是现有投资体制下的投资风险，不是通过风险自担原则和市场退出机制分散于各投资主体和其他利益关系人，而是集中于国家财政为主的各级财政。为治理“八五”后通货紧缩，我国财政赤字比率和债务(包括隐性债务)负担率已超过或接近国际公认警戒线。再进入通缩财政困难会叠加，政府调控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将减弱，经济启动力量将远不如“八五”之后。
其三，国有企业困难叠加。20多年来，非国有经济成长起一批既具备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在目前重工业投资热中和国有企业齐头并进，从中低档产品切入，虽也属重复建设，但投资的理由就是国有投资的高成本低效率。还有高速增长的外商投资。国家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再来一轮从过热到通缩，国有企业损失会更大，经营更困难。
其四，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叠加。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八五”之后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到位，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过剩的落后生产能力未退出市场，散、乱、差的生产布局无明显改观。使结构性矛盾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新一轮经济过热之后结构性调整困难叠加。因为结构调整是要支付成本的，转产和技改须资金和技术支持，企业退出市场须社会保障支撑，“八五”之后结构调整就受这两大难题制约。结构调整困难制约结构和技术水平提升，制约着存量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制约经济质量提高，最终制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难又见效慢，上新项目易又见效快，再加上体制因素，又可能出现结构失衡基础上的投资过热。
警惕“八五”重现并非仅就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当前经济过热只是初起，及时适度调控不会造成大的损失，并保证来之不易的向好的经济形势。今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振兴老工业基地，要靠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内部潜力，少上新项目，少铺新摊子，在改组改造现有企业上下功夫，注意整合现有资源。”这也应是国家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作者：陈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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