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时间紧迫

　　本报记者 王梓 见习记者 李振华 北京报道

　　10月29日上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上就金融改革和监管的问题发表了演讲。

　　他表示，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 善金融监管体制，三句话可以概括我国下一步整体金融改革的任务。”

　　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李勇的观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改革的基本途径是分三步走进行股份制改造。

　　第一步是四大行“自己内部做家庭作业”，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第二步是参照国际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改变国家单一出资的模式，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步，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

　　谈到对四大行改革的财政支持空间，李勇表示，“坚定地支持金融改革，同时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成果，这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出发点。”判断财政的支持能力，要看三个比率。

　　首先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我国在3%左右，按照国际的标准来看，是比较正常的；第二个是显性债务比率，即现有的国家负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根据2002年底做的测算，大约在18%左右；还有一个比率是隐性负债占GDP的比重，大约在40%左右。我国显性的和隐性的负债比率加在一起是50%多一点，而国际上的平均比率在60%，据此，李勇表示，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我国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他特别提到，为了推进四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四大行”将不再承担政策性业务，目前已经明确规定的政策性银行只有三家——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银行负责经办国家指令性和政策性贷款。　

　　《21世纪》：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已经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但不良贷款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您能否透露下一步具体的改革进程，是不是要对不良资产进行再次剥离？

　　李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实施了一些新政策，同时着手剥离不良资产，并注资2700亿，使商业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很大改善。

　　我国加入WTO已有一年多，在2006年截止期之前，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改革所剩时间非常有限。

　　各家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度，因行而异，但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到，他们的改革都有自己的思路，步子迈得很快。

　　《21世纪》：在第二轮金融改革中，我们如何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如何进一步控制金融风险？

　　李勇：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上，由之前讲的三个比率来看，还是有空间的。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渠道的保证，比如充足的外汇储备。

　　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对金融改革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平常说的“做大蛋糕”就是说的经济发展。目前，我们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好，特别是最近这几年，财政收入连年增长，而且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增加。从这次我国全球债券的发行过程可以发现，这种势头也得到了全球投资者的充分认可。

　　在财政风险的控制上，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把财政赤字控制在了一定的范畴之内，并且我们仍然在加紧工作，使它不至于过度地扩张。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有一个适度淡出的过程。

　　此外，我们还要统一内外债的管理，避免漏算一些债务负担。无论是多边的、双边的政府贷款，还是中央给地方政府的再贷款，都要统一核算。

　　对于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第一步剥离工作完成以后，第二步的监管工作将大大加强。比如说房地产贷款的问题，对房地产市场是否过热各方都在评论，但问题的判断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种情况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贷款发放的控制过程中更加严格，对各类贷款的风险控制意识比以前强得多。目前的不良贷款绝大多数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新的机制下，不良贷款的增长比率会大幅度地减小，加上我们在财政监管上的努力，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将得到有效的控制。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来支持第二轮金融改革的全面展开，对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新一轮金融改革方案，我们将坚决实施，而且一定要尽快地实施，金融改革的势头不能减弱。

　　《21世纪》：10月23日晚11点，由您带队路演的10年期15亿美元国债定价完毕，10亿美元、等值5亿美元的欧元债券均获2倍超额认购，中国国债成为环球债券市场上的明星。对外发行债券，是否表明中国的财政能力亟待国际市场的补充？您对这次超额认购怎么看？

　　李勇：这次全球债的发行是我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发行外债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现在缺乏外汇，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很大，市场上有充足的外汇，这是人所共知的。

　　发行全球债的原因有三。第一，上次全球债的发行是在2001年5月份，到现在已有两年半左右，期间，我们没有到国际金融市场去进行交流。这次发债是为了与国际资本市场建立正常的交流机制，我个人希望今后每年都有一次到两次这样跟国际投资者接触的机会。

　　第二，我们可以在债务方面做一些重新安排。我国以前的贷款利率比较高，而这次发行的债券利率相对较低，我们可以利用筹集到的资金提前偿还贷款，或者用来偿还到期的贷款，从而降低债务成本。

　　新政府成立以来，在国际上反响非常好，特别是抗击SARS取得巨大成功，使得国际社会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大大增强。对新一届政府，包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他们也希望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发行债券的第三个原因也正在于此。

　　本次15亿美元国债路演的过程，就是宣传新政府施政方针的过程，也是增进国际投资者对我国了解和信任的过程。

　　《21世纪》：财政部曾经表示，这次发行债券的目的主要是建立更具流动性的基准债券机制。您能否再深入解释一下这个“基准”的含义？是不是这次确立基准以后，可以为以后发行更大规模的债券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李勇：为什么说本次全球债的发行建立了一个历史性的基准呢？原因在于，这是我们历次外债发行中成本最低的一次，在亚洲，除日本以外，发行债券成本最低的是中国。

　　相比所有的转制国家，包括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在内，我国这次发行的基准都是最低的，这为国内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去借款建立了新的基准。

　　这次发行这么成功，完全是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经济的发展前景看好，这也是本次发行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