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绝佳做强历史时机 中国制造要走品牌之路

　　博鳌亚洲论坛昨晚落幕，加速实现区域及次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新亚洲前景可期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之际，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彼此开放，并在物品、服务、人员、资本和信息等方面实现自由移 动，推动各国间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从而逐步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博鳌亚洲论坛在经历两天的头脑风暴之后，昨晚在博鳌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学界、商界代表 逾千人抱着共同探讨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及其经济一体化，寻求亚洲共赢的发展模式而来，带着亚洲进一步合作的意愿、建议和解决方案而去。一位会议参与者表示，从这次会议上，他看到以前四分五裂、相互争吵、彼此隔离的亚洲正在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一个加速实现区域及次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新亚洲前景可期。

　　亚元并非亚洲一体化唯一标准

　　亚洲可以仿效欧洲建立统一的货币“亚元”吗？很多与会者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前景光明，但道路可能曲折而漫长。有“欧元之父”之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指出，欧元是经历了50年的努力过程后形成的，因此亚元的形成也会“十分漫长”，目前尚难以预测其形成的具体时间。蒙代尔认为，目前建立亚元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亚洲国家间还缺乏一种流通率较高的货币。

　　蒙代尔说，就形成亚洲统一的货币而言，人们曾经对日元寄予希望，但从现在看，日元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相当低，远无法与美元相匹敌，因此无法形成在亚洲广泛流行的货币。另外，日元过于剧烈的汇率波动也使得其不具备作为亚洲统一货币的基础。他认为，“如果日元能够像人民币那样稳定的话，建立‘亚元’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成熟了，剩下的就是政治基础的问题了”。蒙代尔同时强调指出，经济一体化应是一个有机的组合体，欧元不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唯一体现，亚元也不应视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唯一目标。

　　金融和货币合作是亚洲合作首选

　　与会人士呼吁，在加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亚洲各国应相互协作、共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金融界人士认为，亚洲国家首先应该加强彼此在金融和货币方面的合作，并以此来增强亚洲抗冲击能力和降低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前财政大臣神原英资表示，在货币政策上，亚洲国家应该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不仅有助于亚洲国家抵御像1997年所遇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亚洲形成类似“欧元”那样的可以在区域内广泛流通的货币。神原英资指出，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缓慢过渡的过程中，亚洲国家应建立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以相互支持。他甚至点名批评日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仅没有支持中国，反而率先向中国发难，这使他感到遗憾。他警告说，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他认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日本应支持中国并帮助中国抵御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亚洲开发银行负责区域经济监测的高级官员岩崎惠弘在发言中建议，亚洲各国间在货币和金融合作上应该精心设计，以确保其能够同全球范围内其他促进金融稳定的措施相辅相成。而印度前总理古吉拉尔在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仅要考虑经济资源的整合，还必须建立起双边或多边的地区安全保障机制。

　　亚洲制造业需要走第三条路

　　亚洲制造业蓬勃发展，但是却面临巨大的挑战。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董事局成员玛瑞卡·潘格茨在演讲中指出，亚洲制造业的优势不是生产，而是管理优势，由于像中国这样的企业学习能力很强，因此亚洲国家的企业在生产方面的先发优势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但是其在长期竞争中形成的管理优势却难以迅速被复制，因此亚洲制造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管理。康佳集团总裁侯松容认为，目前而言，亚洲制造尤其是中国制造受制于管理和技术两个瓶颈，而技术瓶颈根本上也是可以归结为管理问题。侯松容认为，没有先进的管理，技术创新也难以获得真正的突破，因此必须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来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及创新人才进行有效的管理。

　　他认为，当前中国制造必须走权变式及制度化、流程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制度、流程和创造性的高度权变相结合的管理运行方式。他说，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其制造企业面临着绝佳的做强做大的历史时机。一方面，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中国本土市场造就了中国企业通过自有品牌营销来做强做大的巨大空间，使得中国内地的制造企业无需像台湾地区的企业那样只能走纯代工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也为其通过代工实现快速、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巨大可能，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企业自然摈弃了戴尔、耐克等企业大规模外包制造的纯品牌发展模式，可以走出独特的大规模代工与自有品牌的大规模营销并行的第三条道路，实现其由亚洲制造向亚洲品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