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经济过热”：恢复性上涨还是非典型通胀

　　本报见习记者孙雷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究竟是冷还是热？是在走向通胀还是走向通缩？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各种意见主张纷至沓来。而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最新发布的《 2003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也许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思考和争论。

　　行情“看涨”下的货币控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前三个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5%。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2.4%。主要产品中，原油价格上涨24.9%；钢材价格继续上涨，中厚钢板上涨20.3%，薄钢板上涨13.1%，线材上涨14.3%，普通中型钢材上涨13.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报告》中分析指出：“目前，生产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房地产价格快速回升，要防止出现资产价格过快上升，形成资产‘泡沫’的危险。在最终需求不旺、中间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不控制货币信贷的高增长，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供大于求的状况。”分析小组的对策是“适度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既可以防止通货膨胀，又可以防止通货紧缩”。

　　“如果没有控制的话，从6月以前的那个货币增长速度来看，很快就会出现比较高的通货膨胀。但6月后央行一直在对货币投放量加以控制，从控制情况看，货币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央行的措施已经有一些效果了。如按7～9月货币数量走势估量的话，会微微有些通胀，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还是适度范围的。不过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还需要继续观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对近期央行所做的控制货币增长速度的举措做了谨慎的肯定，同时他也指出，“从现在情况看，央行需要考虑比较合适的度，这个度是由央行来把握的。”

　　在一片看“涨”声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在近期的一番讲话颇耐人寻味。“尽管在今年三季度以来，我们看到一些通胀的迹象，但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涨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不反映中国经济内部供求失衡的情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本推动的，我们发现中国生产资料价格今年以来的变动，其中约75%左右可以由国家能源价格来解释，我们国内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大约50%左右也可以由国际能源价格指数的变动来解释。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成本推动型的轻度的通胀，如果扣除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并且剔除了粮食价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通缩之中，换句话说，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两种“过热”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提出的两种经济过热可能性分析，似乎给了人另外一个思路。祝宝良说：“我们一直在跟踪观察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两种过热，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价格过热，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另一种是投资过热，即所谓资产价格过热，由于主导部门增长过快引起投资增长过快，在调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引发通货紧缩。这种过热往往伴随股票价格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形成股市泡沫。像日本的泡沫经济、美国的IT泡沫都是这种情况。”

　　以这两种可能性为参照系，祝宝良说：“我们目前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种经济过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消费品物价不会有大幅的增长。第二种过热在目前情况下也没有存在。”

　　从《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来看，今年一至三季度，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由于目前我国的投资品价格较低，所以今年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投资增长率仅次于1992～1993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

　　如此高的投资增长，为什么还不存在第二种所谓的“经济过热”呢？祝宝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在他看来，当前价格上涨的态势主要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而投资的高增长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有其合理性。他的理由是，一方面，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投资规模大是重化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政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强劲，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在要求着投资高增长期的到来，而我们的股市连续三四年下跌，并没有所谓资产泡沫问题。房地产价格也在上涨，但是涨也不多，7%到8%的样子，也没有很大的泡沫问题。

　　“非理性”冲动

　　“但同时，这种增长又存在着非理性的成分，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投入过多过快；另一方面，刚刚换届以后，地方政府都想大干快上。”祝宝良也分析了目前这种投资的高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商业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的自发冲动是他所说的“非理性成分”的基本组成。

　　不约而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吕政所长和财政部财科所刘尚希博士在分析目前价格和投资问题时，也都提到了这两方面的原因。

　　吕政所长对记者说：“这些涨价主要是由需求来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房地产开发、各个地方城市改造、工业园区的建设，不排除一些厂家趁机抬高价格。局部投资增长过大，信贷投资过快，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很快，但消费物价增长幅度还不到百分之一，有过热的迹象。”

　　在谈到贷款增长过快的原因时他说：“商业银行认为回报比较好或者是风险比较小所以愿意贷款，而且，储蓄如此之多，不贷出去怎么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发展，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这些因素都对投资高增长有很大的影响。”

　　财政部财科所刘尚希博士也分析说：“商业银行从过去的惜贷到今天大量放贷，实际上都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过去为防范金融风险，搞了一个贷款人终身责任制，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贷款，出现了惜贷的问题。现在，之所以大量放贷，一方面，主要是贷给地方政府，风险较小；另一方面，目前银行考核的一个硬指标便是不良贷款降低的速度，而不断地增加贷款，对稀释不良贷款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这是今年投资过快的主要原因。”

　　在谈到地方政府在这轮投资高增长中起到的作用时，刘尚希博士并不同意地方政府“非理性冲动”这一提法，“你不能说它是非理性冲动，它也是理性的，从各个地方来看都是理性的，但合起来看就是非理性的，产生了合成谬误。”

　　政府与市场的协调

　　那么，国家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让中国经济保持良性的发展势头？

　　“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祝宝良很肯定地告诉记者。“近期比如《121》条款的出台，银行准备金的上调百分之一，都是央行比较有力的调控措施。银行方面在进行窗口指导的同时，实行信贷资产的五级管理，来控制不良贷款。对地方政府的过多介入投资领域的问题，现阶段一个有力措施是严格控制开发区的审批。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资源就来自当地的圈地。明年，政府将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投资的决定权由地方政府下放给企业，对这一问题将会有更好的解决。”

　　而刘尚希博士却认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他说：“地方政府许多官员还没有意识到，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已经彻底颠倒过来了。政府的作用越大，市场的作用空间就越小。地方政府职能转化问题就是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本届政府提出‘四个协调’，其中一条就是要协调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解决了政府机构职能转换问题，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对的投资过快增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