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五大因素造成今年信贷市场格局突变

　　当前贷款的过快增长既有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需要这一合理因素，也有地方政府推动、商业银行急于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等体制性问题。总体来看，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贷款的快速增长态势是合理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所存在的旧有问题并未解决，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到来时，难免存在一些“体制性过热”的苗头。目前，房地产投资局部“过热”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又有所显现，如果贷款增长过快，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信用 环境不理想以及各经济主体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欠缺的情况下，信贷的过猛增长也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贷款投放一反前几年“惜贷”的局面，开始出现加快势头。进入2003年以后，贷款更是“超常”增长，2003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已超过上年全年增长水平，贷款增速一再创出新高。截至8月末，本外币并表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9%，是1996年8月份以来最高的。在8月23日央行宣布调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9月末，贷款增速出现微降，但本外币并表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仍达23.7%，比年初高5.3个百分点。1-9月份，本外币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6719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24766亿元，同比多增加10714亿元，比上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多增6240亿元。2003年以来贷款的“超常”增长与1998年开始的贷款增长减速运行形成鲜明对比。

　　一、信贷格局突变的原因

　　为了分析判断当前贷款增长是否合理，有必要分析一下贷款增长由2002年下半年出现“变局”，并于2003年“超常”增长的原因。

　　1、汽车、房地产等高增长行业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从而扩大有效贷款需求

　　2002年以来，我国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自主性增长因素不断增强的良好势头，与近年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有关。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数年努力，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对国内需求的引导、培育逐步见效，累积政策效应在2002年开始明显释放。此外，经过几年的累积发展，特别是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不懈努力，房地产业与汽车这两个针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高增长行业发展迅猛，显现出巨大活力。宏观经济向好及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彻底扭转了经济无热点、贷款无投向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升温使得企业贷款需求更加旺盛，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所好转，高增长行业的出现也促使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2、融资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偏小，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银行融资。2002年以来，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相反，股市基本上萎靡不振，资本市场筹资力度下降。2003年前6个月，贷款在企业融资格局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72.8%大幅攀升到97.8%，而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由于受股市低迷的拖累呈下降态势。

　　3、金融体系流动性偏松

　　2002年上半年，由于经济增长形势还不明朗，在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较多的情况下，央行为支持经济增长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货币回笼，从而造成商业银行流动性偏松。这为2002年下半年贷款局势的突变创造了条件。2003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张，使得外汇占款增长大幅加快。此时，尽管央行尽力采取了“对冲”措施，但由于疲于应付，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仍在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仍相当充裕。

　　4、地方政府扩张欲望强烈，从外部推动贷款扩张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但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最明显的特点是贷款扩张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齐头并进”。需要注意的是，贷款扩张与固定资产的增长提速与200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换届基本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城市化滞后是国民经济诸种矛盾的根源，决定下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这为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提供了更好的契机。新一届地方政府上任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突出政绩，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地方城市化建设。各地纷纷兴建汽车城、大学城、电子城、工业园区等大规模投资项目，市政设施、路桥建设、园区开发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态势达到沸点。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其直接领导的“金融工作”机构对央行地方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施加影响，从外部推动了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

　　5、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出现变化

　　目前，商业银行一反前几年的“惜贷”而一举变为积极放贷，除了由于放贷的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外，还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机制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有关。

　　首先，银行业内的生存竞争加剧，各银行对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的争夺。近年来，股份制银行日渐壮大，在国内存贷款市场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四大国有银行无疑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国有商业银行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奋起直追，积极发放贷款。与上半年相比，2002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格局发生逆转，国有商业银行一举占到贷款增量总额的55%。2002年下半年新增贷款占全年的79%，远高于上半年。2003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比持续上升，直到7月份央行进行多次“窗口指导”，提示贷款风险后，国有商业银行才对贷款偏快的情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控，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贷款占比才略有下降。

　　其次，商业银行内部考核标准的变化，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策略与以前相比大为不同。银行的内部激励机制一直是影响银行信贷的最重要的因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为加强，在内部考核上要求严格控制信贷资产的质量，强调信贷员的责任制，从而导致银行放贷面临很强的风险约束，出现相当长时期的“惜贷”局面。但是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纷纷将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放到首位，并相应加大相关考核力度。另外，2002年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目标。为争取早日上市，商业银行必须尽早满足对不良贷款比率的有关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意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经过几年的摸索，发现降低不良资产的最有效方法不是减少贷款发放，而是贷款加速扩张。通过增加贷款，不仅可以加大不良贷款比率的“分母”，从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还能同时增加账面收益。此举可以“一石二鸟”，成功、便捷地达到考核目标。

　　2003年以来，基础建设贷款和票据融资成为商业银行新的贷款增长源。这两项业务均有利于商业银行扩大贷款额，压缩不良贷款率，同时完成收息指标，成为利润增长源。基建贷款由于期限长，且主要面对有政府背景或担保的基础设施投资，收益较为稳定，而且短期内不会出现不良资产。而对票据融资而言，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票据贴现业务被视为信贷业务，并占用信贷规模，但却不会出现逾期现象，传统意义上该类信贷业务的不良资产几乎为零。因此，各家银行把大力发展票据贴现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手段。

　　再次，2002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有商业银行不动体制动机制，为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一方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下调系统内资金上存利率，同时对基层行授权授信额度扩大，信贷审批权限不断下放，有力促进了基层行贷款营销；另一方面各行纷纷加强利润指标考核，奖金与利润挂钩比以往显著加强。

　　除以上原因外，2002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酝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央行各分支机构的监管部门等待分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青黄不接”，也造成了短期的监管真空，为商业银行快速扩张信贷提供了机会。

　　二、潜在金融风险引起重视，信贷快速增长格局难以维持

　　2003年以来，面对突变的信贷形势，央行出于对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担心，采取了“收缩”的货币政策措施。我们认为，尽管2003年以来物价水平呈回升之势，并出现由负转正，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物价只是温和回升并继续在低水平徘徊，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有所减轻但并未完全消除。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并非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及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致。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及居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使得城镇居民下岗失业增多，未来支出因素增多。为未来“保险”，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前几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存在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商品的严重供大于求。由于结构性生产过剩与消费疲软之间的矛盾短期内无法解决，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无法扭转。在我国商品供求矛盾未曾缓和的阴影下，短时间内，不会由于当前货币信贷的增速走高而造成物价走势出现反转，由通货紧缩趋势直接变为通货膨胀。

　　然而，尽管通货膨胀风险短期内不会出现。但潜在的金融风险是现实存在的。

　　1、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加大信贷风险

　　我国当前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仍带有“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的色彩。一方面，就出口、投资和消费，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言，消费需求仍启而未动。国内需求中，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经济转轨中的国家，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政府仍然扮演着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者角色。各级政府对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能力。而地方政府为追求当地经济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动员一切资源推进投资增长的盲目性。目前出现“过热”的地区和行业背后大都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是中间需求，只有转化为消费需求----这一最终需求，才能取得预期效益，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如果投资转化不成最终消费，只会形成新一轮“生产过剩”。目前投资需求远高于消费需求，已表明盲目投资、盲目建设重又抬头。而目前的各种盲目投资、盲目建设离不开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支持。从资金来源看，1-9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到位资金同比增长42.4%，其中，国内贷款同比增长50.3%，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占比24.42%，比上年末提高1.67个百分点。一方面，贷款的快速增长助长了快速飙升的投资，有可能导致新的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成新一轮的生产过剩和积压将使已投放出的贷款面临呆账危险。

　　2、贷款集中隐含风险

　　近年来，商业银行都将调整信贷结构和降低不良贷款作为工作重心，在吸取金融风险的教训后，贷款的重点转向中长期贷款和国家重点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但是这种信贷集中带来了新的问题，孕育新的风险隐患。由于市场和需求的不断变化，使任何生产和经营都存在风险，大企业、大项目、大行业的资金需求大，产出高，风险也高。大企业出现经营风险后，由于其贷款额度大，必然会给投放贷款的银行带来经营风险。

　　3、中长期贷款增速过快，引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

　　中长期贷款具有金额大，贷款回收期长的特点，受国家经济政策变化风险的影响较为明显。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能造成贷款利率的下降，从而使中长期贷款面临巨大利率风险。更重要的是，当前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储蓄，而活期储蓄在整个储蓄存款中占比在不断提高，信贷资金来源出现短期化。而与此同时，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出现强势攀升，贷款出现中长期化的倾向。这种“短存长贷”的现象使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期限错配的矛盾相当突出。而中长期贷款由于贷款金额较大，一旦发生损失，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很大。

　　4、票据市场不规范，高增长的票据贴现风险不断积聚

　　自1999年，央行出台了多项鼓励票据市场发展的措施以来，我国票据市场出现爆发式增长。由于开展票据贴现有利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压缩不良贷款比率，商业银行推广票据融资的积极性相当高。目前，票据业务已成为各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竞争焦点。与此同时，票据融资也成为商业银行新增贷款的主力。截至9月末，票据融资余额同比增长99.6%。前9个月，票据融资占累计新增贷款的27.2%。但是，由于我国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商业银行票据贴现超常规的快速增长中，也蕴涵了较大的风险。

　　首先，目前在票据市场上，各商业银行为招揽客户，竞相压价，形成恶性竞争，出现各种票据违规现象。例如，尽管央行要求票据要有“真实贸易背景”，不能有融资性票据，贴现利率不能低于央行再贴现利率等，但在实际执行中有商业银行贴现利率不仅低于再贴现利率，甚至低于同期贷款利率。其次，与贷款不同，商业银行对票据贴现的资金用途无从了解。因此，很难把握会有多少信贷资金以“票据承兑和贴现”的形式进入房地产等存在“过热”苗头的行业，从而造成银行信用扩张泡沫。再次，票据与股票、国债而言，其信息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干扰着市场的安全，尤其是转贴现业务。但是目前在我国尚无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票据验证与征信网络，市场仍然是条块分割，各银行自成体系，给票据诈骗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5、个人消费信贷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个人消费信贷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但发展相当迅速。目前，个人消费信贷集中于住房按揭和汽车贷款两项，多为5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2003年以来，个人消费贷款保持了高速增长之势。2003年前9个月，新增个人消费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14.5%。由于发放时间不长，迄今商业银行所公布的住房和汽车消费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都在1%以下。但需要注意的是，1%的乐观形势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个人消费信贷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风险已经开始暴露。

　　由于汽车贷款的拖欠情况严重，保险公司汽车贷款保险的偿付率非常高，2003年7、8月间国内保险公司全面撤出汽车贷款保险领域，彰显出汽车贷款的潜在风险，也使得汽车贷款的所有风险将由银行承担。从2001年开始，汽车贷款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车贷的期限一般在5年左右，因此从现在到2005年是还款高峰期。而这段时间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汽车市场结构的调整时期，汽车价格、车型、新旧车的更换等变化都快而且大，汽车贷款的种种风险也将集中爆发出来。

　　2002年以来，住房按揭贷款也暴露出开发商进行虚假按揭，骗取银行资金；商业银行为抢占市场压低首付比例，甚至采取零首付的问题。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存在“过热”的苗头，一些地区的房价“虚高”，而多数人是在以住房按揭来实现提前消费，这都可能使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蒙受损失。

　　总之，当前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主要是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而不是通货膨胀风险。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只是有所缓解，并未根本消除。货币政策仍应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以支持经济稳定增长，为缓解物价走低创造宽松的资金环境。在对信贷的增长加以控制之时，不应采取控制总量的措施，而应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调节信贷结构，对可能带来新的不良贷款的领域控制贷款投放，同时，要保证满足经济实体正常的贷款需求。

　　[对策]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

　　针对2003年以来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央行已经做出了“偏快”、“过猛”的判断，并果断地采取了“收缩”的货币政策措施，但信贷不应出现“紧缩”。

　　首先，与前几年相比，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所面对的是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银行惜贷；而当前所面临的是投资需求旺盛，新一轮经济增长出现但通货紧缩并未消除，商业银行积极放贷。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保持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而不是紧缩银根，使新一轮经济增长受到打压；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已经出现根本的改变。在利润增长的要求下，在储蓄存款高增长以及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下，各商业银行仍可能保持放贷积极性。

　　其次，从2003年以来货币政策执行与金融运行的情况来看，面对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央行尽管采取了收缩的政策，但政策手段较为温和。例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但并未出台相关细则。再如，选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仅微幅上调了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央行并无大力收紧银根的意图。

　　由于目前通货紧缩的压力只是得到缓解，而未根本消除，为支持经济稳定增长，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不能急于“收缩”，更不能收缩得太快、太紧。但与此同时，应重视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通过鼓励和限制的信贷政策措施，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减小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一，要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减小贷款集中所带来的风险。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现有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例如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便提高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继续运用再贷款支持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等；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出台允许和鼓励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的发展政策，例如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中小商业银行，扩充中小银行资本以及大量建立中小商业银行。

　　第二，进一步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刺激消费需求，缓解投资与消费失衡所带来的风险。要减少消费信贷过于繁杂的手续，加大对居民消费信贷的服务、咨询和宣传力度，使居民对消费信贷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改变消费观念。此外，还应重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为消费信贷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第三，要加强对存在过热“苗头”行业的信贷管理，加大信贷风险预警和监测，适度抑制投资增长。

　　第四，要高度重视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票据市场不健全以及个人信用缺失所带来的不良贷款的风险。提示并促使商业银行调整贷款期限结构，规范票据贴现，审慎发放相关贷款。

　　第五，在控制和降低不良贷款率方面，要避免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短期效应。在考察降低不良贷款方面，除重视不良贷款比率这一指标外，更应关注不良贷款余额。同时应将资本充足率是否符合8%或逐步向8%靠近作为考核银行风险和经营状况的核心，这将有力改变今年以来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不大，不良贷款比率却大幅下降的不合理现象。

　　(上海证券报 国家信息中心 李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