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观察报告：资本外流考验政府智慧

　　本报记者李爱明 张志勇 孟怀虎 应华根

　　先服从实践

　　在改革开放早期，浙江的地方政府在当地民营经济成长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温州服装巨头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问题。

　　1981年，郑元忠因为较早开始搞个体经济发了财，当时就有了几十万元的财产。但是，1982年，国家出台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温州8名有名的个体老板因为“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批捕，郑元忠即是其中之一。在逃亡了一年多以后，1983年9月，郑元忠被抓入狱。关押半年之后，被“平反”，其他7人也被陆续放出。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谈起当年的经历，郑元忠至今伤心不已。在温州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历史上，最早一批人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风险是今天的许多人所想不到的。事实上，和个体老板一样，温州的地方领导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据说，下令抓捕和同意平反“八大王”的都是温州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后来的袁芳烈毫不讳言，当初他就是带着“割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任务来上任的。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袁还是他的继任者，来到温州之后，对当地的个体私营经济，都经历了一个从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主动保护的改造过程。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的第二产业增速超过30%，但到1982年，却变为负数。温州人少地多，七山一水二分田，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

　　在吃饭问题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中，前者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民间经济的力量在和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经过短暂的停滞，温州的民间经济重新活跃，而“上了一课”的温州地方政府也学会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无为而治。到后来，更是主动地迎合、保护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温州的故事基本上代表了浙江省地方政府在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的一个转变历程。浙江省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

　　浙江的省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三分田，自然资源在全国所有省市中排倒数第三；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在浙江的工业投入少得可怜。自然资源的匮乏和国有企业基础的薄弱使浙江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无计可施，扶持民间经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浙江义乌出现了小商品市场，国家工商局获悉后，专门发文，要求清理这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但是，有媒体披露，当时文件传达到浙江省后，却被束之高阁。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内发展起来之后，终于取得了中央管理部门在此问题上的承认。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当地官员以个人政治前途为代价所作出的保护，最终为浙江的私营经济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

　　去年，本报记者在山西采访时，当地一位学者说，山西之所以现在这么落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只会贯彻中央的方针，步调保持得过于一致，而不是提前迈半步地走在政策的前头一点点，哪怕是事后被追究责任也好。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浙江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恰好相反。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他说，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的保护。

　　来自民间的力量，就这样时时拷问、推动着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经济态度上的宽容和有意识的保护，又反过来推动民间经济一步步前进。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回过头看，这也正是八十年代，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间经济最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的试验……全出自那时的温州。

　　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温州的示范作用，形成了在长三角中浙江有着她特殊的作用，而这种民本的力量，有着她的土壤，这使得浙江更为耀眼。

　　从这种意义上看，浙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并不在广东之下。

　　资本外流的利弊之争

　　和以前不同的是，浙江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外流。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使浙江的地方政府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据统计，在上海滩，现在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此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有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之巨，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今年9月正式奠基，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希望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复制一个温州鞋都。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项目等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居于首位。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资本流向外省市。

　　越来越多的浙江民间资本正在外流，浙江是否正在失血？

　　在这个问题上，浙江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当地企业外迁，采取种种手段，甚至不惜给企业种种“小鞋”穿达到目的。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却表现得非常开明。当台州有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想迁往上海时，台州市政府干脆在上海建了个科技园，主动配合企业外迁。温州市在这个问题也看得很开。去年，本报记者采访时任温州市市长的钱兴中时，钱说，市场经济不要算钱的账。有的人说，温州人流失了，财富流失了，资金流失了，温州的城市空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温州就是一个流动的城市，从历史来看，温州发生过4次大的移民，事实上，流动快的时候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不流动，经济就死掉了。

　　显然，开明者的理由是，浙江的民间资本外迁，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意义上而非存量意义上的外迁。所谓的外迁，主要是跨地区发展，去外地办新企业，而不是已有的企业的逃离。并非浙江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浙江本地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溢出效应”。但是，不管人在哪里，他们的根还在浙江。比如，今年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就多达220亿多元，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反对者以越来越多的企业整体外迁为例，认为这并非简单的资本增量外流，而是影响到浙江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缺陷。据说，目前仅温州一地的企业就有250家民营企业整体外迁到上海，税收、就业等自然随之而去。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外地发展。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主动到全国扩张市场的因素外，浙江企业尤其是上了档次的大企业外迁，背后往往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

　　浙江本来土地稀少，人均只有三四分田，加上过去20年浙江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对工业用地的需求急剧攀升，浙江目前的工业用地普遍吃紧。在温州，更是

　　地如金贵。2002年，温州瑞安的工业用地需求是1万亩，而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无异杯水车薪。

　　遍布浙江的各种工业园区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矛盾。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统计，全省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园区、开发区达731个，所占用的126万亩土地中近一半不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许多甚至在圈地闲置。一方面，土地稀缺，而另一方面，大量土地又没有进行好的规划导致利用率不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浙江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高度紧张的用地矛盾迫使许多浙江企业到西部、到其他省市去寻找更便宜的成本。而当地人才资源和地理优势的相对不足也是浙江民企尤其是大企业“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在解释为什么把集团搬到上海时曾说，企业不是跟着市场走，而是跟着人才走的。华立发展到现在，就需要寻找最优秀的员工，浙江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上海却可以。有报道说，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所进入教育部211工程的学校，而近邻江苏却多达19家，上海则更多。与经济上的实力相比，浙江的教育资源显然不相匹配。

　　上海是国际都市，是长三角的龙头，是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有着浙江难以比拟的优势。而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浙江的许多民企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进行产业升级和规模扩张，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是当务之需。此时，对资讯、人才等各方面的需求已然和过去有着巨大的区别，寻找更好的栖身之地就成为必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姚先国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浙江的真正优势在于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对于企业的外迁应该抱着开明的态度。浙江是企业家的摇篮，单纯从GDP等数据来衡量浙江就可能失之偏颇。这类似于“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异同。温州经济只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但遍布全国的160多万和遍布全球的50万的温州人所创造的“温州人经济”却是难以衡量的。温州人的触角在全球，浙江人也是这样。

　　浙江的反思和警惕

　　有人把现在的浙江经济形容为“中国最健康的一块省市经济”。确实，在其他地方政府或者为国有企业衰败大量工人下岗而头疼，或者为三农问题过于沉重而操心，或者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而担忧的对比中，以内生式的民本经济为强烈特征的浙江，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浙江的大老板最多，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浙江的GDP在全国排名第四，但是浙江却在反思。省长吕祖善说，这些年，浙江听到的各种表扬太多了，浙江不能沉浸在其中，而是要看到和重视自己的不足，努力缩小差距。浙江为此打出鲜明的口号：接轨上海，学习江苏。为了积极融入长三角，今年5月，浙江省委还向各县市下发了《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

　　浙江的官员说，对上海来说，如果是“海纳百川”的话，那么，对浙江来说，就是“百川汇海”。接轨上海，某种程度上就是接轨国际、接轨现代化。在浙江，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板，在浙江应该接轨上海的看法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但是，接轨上海并不意味着依赖上海，更不意味着浙江丧失自我。浙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方面，上海在长三角中的龙头地位让浙江无可回避，而另一方面，并不真正甘心于在长三角中扮演“配角”的心态又使得浙江对上海并不服气。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杭州是否应该是上海的后花园的看法似乎比较代表浙江人对上海的这种有些矛盾的心态。

　　像以前习惯把苏州叫做“上海的后花园”一样，现在，在交通日益便利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上海人又开始把三小时路程之内的杭州当作“上海的后花园”。每到节假日，不仅仅旅游，从上海来杭州休闲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现在的苏州，对仅仅是“上海的后花园”的定位已经并不认同———苏州今年上半年引进的外资已经超过上海。记者在采访时感觉到，现在的苏州，更多地认同的是上海的龙头地位，而苏州所要做的，是在上海的“大树底下种好自己的碧螺春”。

　　杭州更是一样。据说，在杭州，当地官员常常说“再这样下去，就真的要成为人家的‘后花园’了！”对于成为上海附属的警惕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杭州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说，杭州应站得更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杭州不是上海的后花园，杭州应成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后花园”。

　　在对江苏的态度上，浙江则是尽量学其所长。

　　今年3月23日，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省长吕祖善带队，各部门和地区一把手参加的高级别考察团，一路北上，分别考察了昆山、苏州、江阴、张家港、无锡、南京等地。邻近的这个兄弟省份在外资招商方面的成绩让他们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168亿多美元，而江苏仅去年一年就达103亿多美元。仅苏州市一个市，一年引进的外资就比整个浙江省还要多。江苏这些年经济发展之所以这么快，外资牌打得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外贸厅厅长冯明说，差距不是她出来考察之前能想象的。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也承认，民营经济虽然在温州非常发达，但引进外资却是温州实实在在的一条“瘸腿”。从改革开放至今，温州引进的外资总共不过5亿多美元。他感慨，再不在这方面下气力，“瘸腿”可能要成“废腿”了。

　　吕祖善说，浙江的经济有弱点，弱就弱在开放度不高。国际产业资本现在正在往长江三角洲转移，对于浙江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数字摆在面前，差距显而易见，浙江地方政府，从上到下，无不有油然而生的紧迫感。

　　和近邻江苏相比，除了引进的国际资本相差悬殊之外，在引进国内资金方面，浙江也比不上江苏。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的相对封闭性往往使他们难以和国际资本对接。另一方面，浙江当地政府长期以来“无为而治”，固然释放了民间的创业激情，但同时也使自己养成了惰性，没有像苏南的许多地方一样向服务型政府靠拢，尤其是基层政府，服务的意识还比较差。

　　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家企业，想来温州投资10亿建发电厂，因为温州一向缺电。但是，到了温州之后，政府方面却无人接待，最后原本想投资的企业改投其他地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出现在内地的市县，也许当地一把手会亲自出面接待。温州的企业主也反映，这几年，温州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进展非常快，但是政府的服务意识却似乎没有跟上。这也正是许多人抱怨浙江投资软环境不理想的原因。

　　事实上，除了“引进来”的不足之外，浙江“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着烦恼。

　　广博集团是宁波市文具行业的一家大型企业，现有资产近5亿元，是一家典型的外向型企业。截至7月，广博今年已经实现外贸销售近2亿元。

　　和浙江的其他外贸企业一样，一直以来，广博都是替国际公司做OEM的加工制造，也就是接对方定单，贴牌生产其他品牌。而这中间的利润差距，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讲了一个小故事。1996年，他去德国参观一个文具博览会的时候，发现广博自己生产的相册贴上别的品牌之后，其价格翻了三倍还多，王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也正是从那回国之后，王利平马上注册了“广博”商标，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

　　如何从单纯地替别人加工制造到拥有自己的品牌，这也是浙江外贸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惑。

　　不管如何，浙江在民营经济方面的活力是其它省市所难以比拟的。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宁波，记者到处都能感受到这里洋溢着无法阻挡的内在活力，9月29日，钱塘江涨潮，潮到岸边有几米高，浙江民间的经济就如这激流涌动的钱江潮壮阔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