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金总经理许小年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改革与发展论坛委员会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金融所、全球契约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国秘书长行政办公厅、联合国工业法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特别支持的国际金融论坛于2003年10月28日-30日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金融峰会。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为主题做了精彩演讲。
许小年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的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主要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过快，以及信贷增长速度过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小年认为从政策的层面来说，有必要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将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免使我国经济中间闲置生产能力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也使得避免将来引起更严重的通缩问题。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许小年认为一个国家有权根据他自己国民的利益，自己国民的长远利益，选择汇率制度，反对将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做法，认为汇率是一项国家主权。中国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来改变它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国只会根据国民最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选择哪一种汇率，对他经济的发展、对他国民的扶植最有利的一种制度。
最后许小年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
以下为许小年在国际金融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各位主席，各位来宾，非常荣幸，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前景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今年在经历了非典疫情的影响之后，中国的经济在前三季度仍然实现了8.5%的增长，并且增长势头看来会继续保持下去。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经济运行中所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主要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过快，以及信贷增长速度过快。在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它的增长在有一些部门是有非常实在的需求的支持，比如说随着我们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型的居民消费例如像住房、汽车等等都在以很高的速度在起步，以及和住房、汽车相关联的一些产业，我们都观察到了非常强劲的需求增长。
第二个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我们的外贸额里面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和外包加工有关，在我们的总出口中间已经有50%以上是属于外商投资的出口，在整个贸易中间加工贸易占的比重也超过了50%。正是因为这些经济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一定基本面的支持的。但是正如同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在有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经济的一些过热现象，今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达到了30%，甚至超过了30%，这是近十年以来按照实际增长率计算的一个最高的数字。我们知道在上一个中国经济、中国投资的高峰是在1993年，在1993年的时候，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扣除物价等因素，它的实际增长是低于30%的，按照实际增长率来说，我们今年投资的增长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对于这样高的投资增长，我们意识到社会各界有不同的认识，在管理层也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样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很难以持续下去，因为经过93年、94年的这一圈投资高峰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呈一个过去带有计划体制下短缺性质的经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过剩经济。那么，这个供给能力的过剩、生产能力的过剩在过去几年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通缩，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年中间出现的通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缩，不是需求不足引起的通缩，中国过去几年之间的通缩是因为供给过剩，企业之间过度地竞争、过分地依赖价格进行竞争的一个结果。那么，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投资还有如此高的速度的增长，使我们不得不对未来的通缩的形势感到忧虑，如果现在30%的高速度的投资增长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转化为新的生产能力，将使得我国经济中闲置能力问题进一步恶化，将使得价格竞争进一步升级，有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通缩。
尽管在今年三季度以来，我们看到一些通涨的迹象，但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涨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不反应中国经济内部供求失衡的情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本推动的，我们发现中国生产资料价格今年以来的变动，其中约四分之三，就是75%左右可以由国家能源价格来解释，我们国内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大约50%左右也可以由国际能源价格指数的变动来解释。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成本推动型的轻度的通涨，如果扣除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并且剔除了粮食价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通缩之中，换句话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总体上来说，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从政策的层面来说，有必要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将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免使我国经济中间闲置生产能力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也使得避免将来引起更严重的通缩问题。这也是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我们的一些看法。总体上来讲，在健康增长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来使得过高的投资增长速度能够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的短期运行态势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是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刚才我讲到过的，经过二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中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需求不断产生出来，国际经济的分工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贸易大国，作为一个世界的加工厂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个使我们对中国经济感到信心十足。
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信心，我们是来自于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间所不断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增根本的因素。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最近闭幕的三中全会上，执政党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指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在这个文件中间，我们特别注意到执政党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进行行政改革，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文件中很少看到的。在法律体系的改革中，在行政体系的改革中，都强调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的及时，中国经济二十年的改革发展到现在，我们只能讲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效率比较高的市场体系，要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效率比较高的市场体系，我们就必须进行法律方面的、制度方面的、政府职能方面的各个方面的改革，来不断地完善、支撑这个市场体系运行的软件设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特别的鼓舞。
当然，下一阶段的改革，正如三中全会文件中列出的改革，和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今后的改革中间，政府不仅是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出现，而且政府也把自己摆在了改革的对象的地位上，特别是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提到的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些原则，所以这是和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文件中间，明确地提出政府要把它的职能转变为提供为市场服务，创造有利于市场运行的这样一个良好环境角色上去。在投资领域中间，政府将让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以备案制代替行政审批制，从直接控制转向投资指引，并且使政府投资决策的操作制度化。在政府职能转变里面，这份文件还特别提到，要建立市场管理化，政府行政管理要以法律为基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定义政府的职责、政府的机构和政府的编制，这些方面我们认为都是会对中国今后经济方面、法律方面和行政方面的改革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
在未来的改革方向中，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汇率制度的改革，关于汇率制度，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国家有权根据他自己国民的利益，自己国民的长远利益，选择汇率制度，我们反对将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做法，认为汇率是一项国家主权。中国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来改变它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国只会根据国民最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选择哪一种汇率，对他经济的发展、对他国民的扶植最有利的一种制度。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看法。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特别是亚洲的各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外贸导向型经济来促成了经济的起飞，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和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从85年的广场协议开始，亚洲的国家日元、韩元、新元和新泰币都不同程度升值，这反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一般性的趋势。因为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高，生产率的提高比较快，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实际购买力上升比较快，所以这个汇率的上升是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反应。那么，中国是否处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有待于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币的购买力的提高，是一个一般性的趋势。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汇率的选择方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蒙代尔先生，他是诺贝尔获奖者，他发表过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就谈汇率制度的选择，他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服从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三项目标中独立地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帐户的开放，这三项目标中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两项，而不能够选择三项。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且你也想要固定汇率，你就必须保持资本帐户的关闭状态。或者你想要固定汇率，也想要资本的自由流动，你就必须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选择了后两项，港币的汇率定在1美元兑7.8港币，而且香港因为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资本帐户是完全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监管当局就不得不放弃独立自主货币政策，而跟随美联储来制定香港本地的利率。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今天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他们因为面临的是一个大国经济，需要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运行，所以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选择的是自主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在汇率上就选择了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对中国来讲，我们知道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看，蒙代尔的三项只能要两项，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项中间选哪两项。我们认为中国一个大国经济它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能放弃的，要运用货币政策调整宏观经济的运行。剩下的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帐户开放之间，我们认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选择，在1978年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非常明确了，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开放的道路，要将中国经济对世界开放，所以中国加入WTO，是我们开放政策的继续，中国政策也多次强调我们要创造条件，要逐步地开放资本帐户，最终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这个选择作出了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汇率制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在汇率制度上，无论是从蒙代尔的三元对论来讲，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讲，都会是趋向一个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此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认真的研究，来探讨从比较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到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它的过渡条件是什么？应该如何去进行改革，而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
即使中国将来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我们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有能力应付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同样看了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历史，在1980年，亚洲各国的货币兑美元升值之后，亚洲各国都进行了内部的结构，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在新台币升值之后，台湾增加了高端的电子机械、电器产品的出口，而减少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的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换句话说，新台币的升值促进了台湾产业的升级换代，所以在新台币升值之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况。我们也不认为日本过去十年的经济萧条是因为日元升值而造成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在亚洲几个国家中间，本币都有一定程度的升值，在八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对美元都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而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也看到本币的升值造成了金融泡沫，但是金融泡沫破灭之后，使得经济长期陷入萧条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日本过去十年的萧条完全地归咎于日元的升值，以及升值所造成的金融泡沫，这样的话，在研究上我们认为是缺乏依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间，价格是在随时变化的，包括汇率，汇率说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美元的价格，只有价格能够及时地根据供需的情况发生变化，给全社会送去关于供需状况变化的信号，人民才可以利用价格信号更好地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价格的变动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的企业甚至我们的个人应该是适应这种市场经济，适应这种价格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找到企业生存、继续竞争发展壮大的有效的道路，而不应该寄希望于这样那样的保护。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中国汇率改革的一些看法。
总结起来讲，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着信心，信心的来源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在过去二十年中间坚持了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在今后也会继续坚持这两大国策，使中国经济不断地融入到国际中间，使我们的经济逐渐地向一个比较完善的、有效的市场体系中发展，中国经济的繁荣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一个贡献。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