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该往何处去？

　　文/高培勇

　　近两个月来，准确地讲是在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各项统计数字公布之后，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退出”或“淡出”的讨论热起来了。

　　其实，大约早在两年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就有过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 讨论，甚至进展到了“淡出”的具体方案的地步。只不过，在那一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积极财政政策效益与成本的对比，所牵挂的主要是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当然，由于市场环境依然要求扩大内需，经济增长仍然离不开财政的“增债扩支”，“淡出”也就只能停留于策划、准备阶段。并且，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决策以后，“淡出”的声音也随之淡出了。

　　这一次的讨论有所不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了。相当多的人认定，中国经济已经走出持续了5年之久的低迷谷底，正在呈现出“过热”的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实施财政上的扩张，不仅适得其反，而且会使效益与成本间的比较更加失衡。因而，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淡出”，甚至于“适时退出”。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尚不明朗，各方面指标并未走上正常轨道，总体上仍属“偏冷”状态。故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继续积极”下去，仍要在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起支撑作用。否则，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势头很可能功亏一篑。

　　亦听到了这样的疑问：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或“退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按照“积极”的对应概念就是“消极”的逻辑，该不会要实施“消极”的财政政策吧？由此，似又把我们拉回了5年多前的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之争。

　　纠缠于积极和消极的概念而忽略其实质内容，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拖延必须做出的决策。问题是，经济形势确已发生变化，变化了形势总要伴随以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本着求同存异的思维习惯，我们总得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上做点什么。

　　讲到调整，在当前，可以看的比较清楚的是两条：其一，已经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缺憾的。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但是，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换来的只是通过外部推动而形成的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在连续的、大量的政府投资面前，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前者始终未能真正活跃起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的拖累，我们才不得不在财政负荷沉重、潜在风险加大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二，已经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迅速加大了国债累积额和提升了国债负担率的同时，亦使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财政支出扩张的日益严重的依赖。正如进兵须一鼓作气、退兵不能辙乱旗靡一样，即便积极财政政策要言退，也要有个渐进的安排。其间，需考虑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因素。也就是，“退出”必须是安全的、稳妥的、瞻前顾后的。将上述种种背景收入视野，比较可行的选择可能是，在经济走势真正趋向明朗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方向性的重大调整之前，将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到“拉动需求＋推动改革”并重的思路上来。

　　具体而言，在“增债扩支”的过程中，每年1500亿元左右的增发国债收入，可以调整投向，将推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改革作为投向之一，使前者的运作为后者的顺利出台或目标到位“铺平道路”；在完善财税体制的进程中，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任何一翼的调整，或者，财政收支两翼的联动，都可同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改革相联系，并可不惜以进一步加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代价，为它们的顺利出台或目标到位“搭建桥梁”。

　　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有如下的方面：

　　第一，既脱出眼下的所谓“过热”或“偏冷”、“适时退出”或“继续积极”之争，又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成本。从而，延续以往其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的支撑力。

　　第二，在“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下，通过深化改革、缩短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期，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让人们能够在一个清晰的制度框架和确定的收支预期下放心地花钱、有理性地花钱，真正启动消费需求。

　　第三，将短期的、旨在扩张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同长期的、致力于打造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大棋局中探寻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策略。

　　第四，在赋予积极财政政策以“积极”推动改革、“积极”致力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积极”介入宏观经济调控过程的意义的条件下，让积极财政政策永远“积极”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