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紧缩银根的滞后效应已开始显现

　　□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

　　9月经济小幅回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三季度GDP增速为9.1%，比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经济加速增长势头明显。而最近，国内外仍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比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还要高，比如，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谢国忠以附加值对GDP贡献的比重衡量，仅根据出口、房地产和汽车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就推断出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超过10%。一时间，中国经济又要加速起飞的印象开始留在了一些乐观者的脑海中。然而，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一样。

　　1.在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多数指标增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月度数据看，我国经济总体增长势头有所下降，比如，从8月份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长就开始减速，该月工业之所以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还加速增长，主要是由几乎不受国内信贷政策影响的外商投资企业增长继续加速所导致，但国内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公有的)的工业生产确实有所减速。到了9月，各类工业企业增长速度都开始减速。实际上，这个月除了前期受SARS影响的居民消费和受明年降低出口退税预期影响的外贸出口继续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外，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2.“防通货膨胀论”也许有些言之过早

　　最近，同样是受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的思维所主导，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经济需要由防范通缩转为防范通胀，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中国物价水平可能很快就能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我不知道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在目前消费主要依靠“精英购买力”所支撑的情况下，作为“大众购买力”晴雨表的CPI(消费物价指数)又如何去飙升？尽管笔者一直认为通货紧缩确实是在离我们远去，但从来不敢认为通货膨胀就会立刻来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除了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明显之外，其余商品价格多为下降，这说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是缺乏内生性的。

　　3.外资进入避实就虚9月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加速下滑，在继前两个月同比减少18.8%和28.3%的基础上再次减少了30.2%。现在，学界对此的解释有两点：一是SARS滞后影响，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作用。但这两点看来还不够，因为它们没法解释另一个现象，即外资在进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以虚拟资本进入的速度却在加快。根据央行的最新统计，9月份境外热钱流进中国大陆的数额为平均每天约5个亿美元。现在看来，外资这种“避实就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盲目乐观惹的祸。前不久，《CFO亚洲》杂志举行了一项调查，访问了66名在中国内地有业务的公司的财务总监，要他们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提出看法。结果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担心中国经济有过热的风险，有1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因此而延后了未来的投资计划。

　　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宜再紧缩

　　今年以来，央行几次采取措施紧缩银根，甚至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和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宋国青教授在他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说，“目前情况下静以待变的货币政策就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保持目前的货币数量增长率不变，估计通胀率将会很快达到5%以上”。在此情况下，一些专家认为货币政策还需要加大紧缩力度。股票市场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央行将继续提高银行利率。

　　按上述分析，我国经济确实存在局部过热的可能，从理论上讲也确实需要采取相应的紧缩措施来进行调控。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再采用货币政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除了经济总体增长势头已经有所回落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比如，虽然在8月份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依然按惯性加速增长。但到了9月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与7月份相比都只低不高。

　　第二，根据我们的分析，由于主要受国内货币紧缩政策、出口退税下降、合同利用外资速度连续几个月下降等因素影响，明年经济增长幅度有可能出现相应回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货币政策加大紧缩力度的雪上加霜，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二次紧缩。

　　第三，最近的一份民间研究报告表明，当前的货币供应量可能恰到好处，并不宽松。这个报告衡量货币供应量增长快慢的方法与通常人们所用的方法———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有所不同，它直接采用经济学中最初始的分析方法，即用“货币流通量(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物价和经济”这三个指标的增长幅度进行比较。如果货币流通量的增幅等于后两者的增幅之和，则认为它是合适的。这份研究报告最终得出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结论：近几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从总体看不多不少，似乎刚刚好！

　　与之对应的是，央行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均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总体看，货币供应较为充裕”。之所以央行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这份报告采用了人们常用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这种简化方法，却忽视了这种简化方法的局限性。它只适用于流通速度相对保持平稳的情况，此时的货币流通量增幅与货币供应量增幅大体会相当；它只适用于进行短期分析，因为时间一长，货币流通速度就无法保持稳定。由于许多人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没有考虑到这些约束条件，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幅等于经济与物价的增幅之和”

　　成了一个流行性谬误。另外，央行的这份报告中的物价指数采用了CPI(即消费物价指数)，而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量)对应的是经济总量，并不只是消费这一块，投资和进出口也应包含在内。所以，正确的物价指数应当是GDP的平减指数，而不是CPI。如果说在一个消费占据主导作用的经济中，CPI可以勉强替代GDP平减指数的话，但在今天的中国，在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CPI几乎完全背离的情况下，再用CPI来代替就显然不合适了。

　　三中全会有三个重大突破

　　本月，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于2003年10月14日胜利闭幕。本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已经有很多人作过分析，但在我个人看来，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三个重大突破：

　　1.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概念的一个根本性突破。这意味着：第一，绝大多数国有独资企业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二，国企改革的进程可以由“抓大放小”上升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阶段，国有经济在竞争领域可能将不再居主导地位；第三，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2.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晰。大家都知道，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和领域历来都是由国有资本所垄断经营，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有非公有资本的大量介入，但毕竟没有获得“正式”的认可。这一次在党的文件里面给予了肯定，等于给它一个正式的“名分”，对非公有经济的全面发展将起重大促进作用。

　　3.从已经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来看，其中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内容达四条之多。这表明“三农”问题确实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坚持一条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市场经济方面，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奠定物质基础；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方面，遵循“兼顾公平”原则，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增长健康发展。前者属于市场活动范围，后者属于政府作用范围。

　　如果从上述角度来衡量，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但社会财富并没有同步的提高。根据大家公认的定义，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如公路、建筑物、机器设备、光缆和港口)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包括自然资本(石油和矿藏等生态系统)。英国剑桥大学PathaDasgupta教授最近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而根据联合国制定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据说它与GNP相比更能反映人的价值)来衡量，中国的状况却是在下降！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些情况，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其不平衡。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话说，中国经济结构表现出了三重“二元”格局，即城乡二元、以与国际经济接连程度来区分的外(向型)内(向型)二元、以竞争力的大小和有无来区分的活(经济)死(经济)二元。这是当前“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有景观。当然，除了三重“二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结构失衡现象，比如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和地区发展失衡问题。但不管是哪种失衡，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催生或者与其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城乡二元矛盾不解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难度将非常大。

　　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能化解城乡二元矛盾，其出路在于城市化。在这过程中，笔者认为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逐步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机制，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素市场的不统一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研究表明，市场壁垒极大地增加了物流成本，一些行业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四成。而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不仅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还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所以加速建立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各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势在必行。而且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城乡居民的各种补贴已经大部分取消，社会保障、住房、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二是要防范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发展城市无疑是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途径，这几年，各地兴起了“经营城市”势头，效果也确实明显。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问题，对公民财产的侵犯事件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在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时给予极不合理的补偿，引发一些失地农民和失房市民的极端抗争事件。所以，在城市化的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要有所划分，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要规范，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过多地参与具体经济活动，以防一些不必要的现象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