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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本报记者张志勇 李爱明 杨联民
不相匹配的“翅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许多年前美国记者霍塞在他的《上海：出卖的城市》一书中这样概括他所了解的上海。
我们看到，无论是《财富》论坛、APEC峰会，还是中国入世、申办世博会的成功及刚刚结束的《福布斯》论坛等等，上海无疑正在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耀眼的城市明星。
客观的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虽然上海的开放和市场化起步较晚，但上海的商业传统和市民中的商业意识，使上海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精神不断成熟，这应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但记者在上海采访中，仍感到上海还缺少些什么。
上海的GDP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仔细看看，都是人家的东西，没有多少是属于上海自己的，医药是人家的，上海只是包装；IT，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其实上海不仅是“物质”的品牌在失落，而且文化的品牌也在失去以往的魅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先进文化最耀眼的地方，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等。同时还有“左联”、上海电影、《申报》，还有“最上海”的张爱玲，文化的上海和物质的上海，如两个完美的翅膀，为那时的上海赚来了“东方巴黎”的声誉。而今，上海的两个“翅膀”就显得不那么匹配了。
虽然在人民广场上有让人赞叹的博物馆和大剧院，但仍找不到上海文化的“灵魂”。在上海大剧院采访时，从一张宣传海报上得知，10月初，该剧院将有一场题为《音乐化石激活上海》的演奏会。“激活上海”，这不能不说是眼下上海人对失落的上海文化和上海精神的强烈“追寻”。
“在文化上，上海没有北京的多元和活跃。”上海市经济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伟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位在北京工作多年，而今已在上海工作4年的学者是这样看的：“今日的上海最缺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独立精神，对于长三角来说，上海要国际化，要有更大的发展，只有使经济插上文化的翅膀。飞越太平洋，这应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
上海众多的被采访对象，几乎都不同程度谈到上海的文化和上海精神问题。一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有排外思想也是没文化的表现，只有他自己是乡下人，他才说别人是乡下人。”
一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北方人是这样看待上海的：“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很坦荡、很开放，但具体到企业、机关就排外了，上海是对国际开放，对国内就不开放了。”一个内地的企业在上海投资项目，要盖300多个章，这有谁会相信，可一个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仅一天把手续就办完了，这就是上海发生的事情。
在上海采访不是一件顺利的事，上海人大都不愿接受北京来的记者采访。记者费了多番周折搞到作家王安忆的电话，打通这位女作家的宅电，还没等记者说明意图，她马上就说：“我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很对不起。”有了这次吃闭门羹的教训，再约被采访对象时，都是由会说上海话的记者与对方联系，这样被采访对象大都欣然接受。一位上海朋友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上海人不排外，但上海人有自己的圈子，一个外来人很难走进他们的圈子，属于圈子里的人，什么事都很好办。”
“上海不排外国，但排外地，上海人骨子里有大国沙文主义，如在语言上，上海话形成了一种语言环境。”一位北京的文化学者说。“如果上海都讲普通话的话，上海在走向国际化城市的道路上会提早10年。”
“崇洋，但不媚外。”
“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
“上海人打工，可以说打到国际水平，但没有像样的大老板。”
“上海是市民政治，北京是精英政治。”
“上海的文化是华洋混杂文化，舶来文化。但石库门、弄堂里的文化，更让上海人迷恋，数量庞大的小市民在孜孜不倦地营造着上海的习俗、方言、气质和都市性格。”
“在城市前能加‘大字的只有上海，‘大上海。”
“外滩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混杂着东方韵致和西式浪漫，充斥小资情调和洋派生活，法国梧桐树的街道，CBD中心商务区，后殖民主义样板的‘新天地，老式留声机传出熟悉的旋律，爵士乐，时髦、精致的上海女人，等等，构成上海的文化基因图。”
每一个被采访的对象都会谈出对上海文化的解读。上海精神是什么？显然和上海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海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但在上海浦东机场却找不到一块“W ELCOM ETOSH ANGH A I”的欢迎牌。这种不匹配，常常被外在的荣华所掩盖。
挥之不去的“意义”
据说，上海管理层的心态是不太愿意把上海定位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样一个位置。而是更愿意把上海定位在服务全国、服务全世界这样一个高度。面向国际一体化，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桥头堡。但无论如何，长三角的新格局已在渐次显露，而上海无疑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地位。上海的城市功能的转型和完善已无法回避。
今年夏天七八两月，沪苏浙相继创下用电负荷的历史记录。缺电问题由此而带来的严峻形势超过往年。从表面看，仿佛是连日高温惹得“祸”，但实际上，这与长三角制造业基地的逐步形成密切相关。
近年来，在长三角使用频率最高、最火爆的话语就是“全力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热潮”，“承接转移”在日趋升温。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都在打“承接牌”，争做制造业基地。浙江省的“五大百亿”工程开始启动；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已开始实施。而上海也要分切这一块“蛋糕”。
在不久前全上海工业领导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说：“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韩正还解释说：大家需要在上海的制造业精确定位上取得一致认识。
很显然，韩正这番话是在对过去20年中反反复复设计产业政策之后，对上海经济发展目标定位的最终答案。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称为“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在上海浮出水面，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由此上海减少了在制造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融和贸易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
针对上海力求重新在制造业上有所作为的定位，很多学者提出“上海应该重新工业化吗？”的质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上海政府试图扭转上海在制造业一路下滑的努力实在勉为其难。因为上海是一个土地和人力资本都很密集的城市。其生活水平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相对高出很多。如果上海继续坚持发展其制造业，那么它必须克服未来的工资上涨并减缓其绝大部分蓝领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反过来这又不利于从全国各地吸引高技能和创造性人力资源，并可能继续在人才争夺战中败给北京或深圳，最终浪费了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开埠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禀赋。”
上海市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是，到2020年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对于这样的目标，对于这样确立上海在国际化的“中心城
市的地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据了解，到目前有57家外国银行在上海落户，在上海的外企逾3万家，同时很多外国的跨国公司已把在亚洲的总部都搬到了上海，把上海作为二级经济(二级总部)的指挥中心。
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来自上海人对上海是否工业化的普遍看法。更有人说，上海制造业早已不是优势，应把制造业赶出上海，上海要学会放弃。
放弃，显然就要丢掉很多东西。首先是如何保证连续11年的两位数增长。GDP，不能不说是现行行政体制下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凭这一点，就很难跨越。据权威人士介绍，预计2003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2600亿元，由于商务成本上升较快，不少产业无法及时对此做出调整，这将有可能影响上海今后经济的发展。
上海目前的各个产业应该如何发展，说穿了就是上海如何定位的问题，什么都抱着不放，大而全，二、三产业并举，显然这都无法适应长三角整体发展态势。就一般规律而言，制造业越发展，对现代服务业就越依赖。然而从上海的产业来看，上海显然不愿仅成为制造业们服务的“依赖”。
有识之士提出：商务成本，对上海来说，主要是把政府的一些无效成本降下来，制造业应放到内地去，上海应把最高端的制造业核心掌握在手中。上海的发展不应再是一二三产业的概念，新的经济种类已在上海初见端倪，如总部经济、中介服务经济、科教文卫经济，上海的发展关键还是发展观念的问题。
张军教授说：“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个非城市意义的上海似乎也挥之不去。”他解释说：上海被中央政府视为一个省级的经济实体，所以也是相应地根据GDP数字和其他经济增长指标对其政府官员进行评价和奖励，如同其他省份的政府部门那样，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
上海的城市定位和上海的产业选择在“折磨”着上海。有学者说，政府不能决定产业的选择。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的民营经济，产业的选择要由民营经济自由选择，企业家决定产业的选择，市场的力量必然要超过行政的力量。而今日的上海，市场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地被发挥出来。
而上海正是在挥之不去的“意义”中，使上海的经济发展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
不仅是“173计划”的尴尬
“为什么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的竞争内耗问题和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在程度上不是降低了，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文化上如此丰富、资源禀赋上如此相同、历史上具有如此密切联系、经济结构上如此互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却在经济发展中如此四分五裂，形不成一种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呢？”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毫不隐讳谈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对于长三角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内耗，是经济、贸易、制度、市场的壁垒。这是记者在长江三角洲采访时来自江浙两省普遍的看法，而且反应最强烈的就是上海的“173计划”。
“173计划”，就是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的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据了解，这个“经济特区”主要是面对世界500强企业。
上海的“173计划”是今年4月23日推出的，很快就在长三角的各市中引起强烈的震荡。“173计划”很明显地就是上海在强化外资的进入。“上海是在坚守着制造业基地地位，以此来确保两位数的增长。”苏州市政府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看待“173计划”的。
有人说，在长三角有两个“算不准”。一个是算不准的是今年以来有多少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论坛，据说在杭州和南京有时一天有好几个这样的会；另一个算不准的就是，长三角各地的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底线。如一个外商与一个地方已经基本谈妥投资协议，可就在签字前，却被另一个城市拉走了。一面是高唱一体化，一面是搞“暗度陈仓”或是小动作频频。这显然是一个悖论，但这是长三角目前的一个现实。有人说，“173计划”将带来新一轮的引资大战。
上海明确了“四大中心”，服务自然而然地就应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题，而上海面对着众多现实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的诸多转型，大批人员的转产转岗等等)，又不得不死死地不肯放弃部分制造业。同时还不难发现，长三角内部的产业趋同，使得这一地区的竞争也将加剧。如何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实现彼此的双赢，这是摆在长三角的共同话题。在长三角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8个城市选择石化业，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
长三角能否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上海的“龙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这就看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胸怀。苏州人至今还对上海把新机场放在浦东耿耿于怀，这给来苏州的外商带来多少不便，有人说这是上海人最大的“阳谋”。而苏州面对“173计划”，据说近日也拿出相应的办法，招商引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招商引资的力度，主要比拼的是地价的厮杀，这是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办法。
刘志彪教授对记者说：“一体化不排除竞争，但竞争的主体应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然而现在竞争的主体却成了政府。”
客观的说，这也不是沪苏浙管理者们所要看到的局面。近两年来，两省一市的政府官员也在不断为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加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做出努力。据了解，现存的“长三角”内部协调机制有涉及三个层面的三个会议：“江浙沪省(市)长会议”，自2001年起每两年由三省(市)长参加；由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一次；三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
就沪苏浙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虽然已从务虚不断走向务实，但“173计划”又让江浙两省多少有些失语。
上海处于中国东部地带和黄金水道的尽头，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两地为依托的“长三角”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第六大都市群和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对于“龙头”来说，没有“龙身”和“龙尾”的配合，也是孤掌难鸣；同时，没有“龙头”的引领，一切更无从谈起。然而在各地方政府都以GDP、税收、就业等为政绩“考核”的约束下，其行政博弈的出发点自然而然就放在本地利益的最大化。但在记者采访中，来自江浙两省的普遍看法是，在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下，政府如何最大化的发挥正面效应，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上海作为“龙头”和“老大”就得有“龙头”和“老大”的样。这种来自下面的话，可能上海管理者无法听到。
结束语
在不久前结束的福布斯会议上，上海被评选为“最具活力城市”。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的视角来看，上海是当之无愧的。
8月29日至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进行考察，并对上海寄语：在新世纪新阶段，上海要适应新形势，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再攀新高峰，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温总理所提到的五个“新”，显然是希望上海在新世纪里，以创新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子。这也反映出全国人民对上海的希望。
上海的城市精神，必将昭示上海的未来。那么上海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上海精神。掌管着几百亿资产的上海上实集团董事长陈伟恕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上海的城市精神应是海纳百川，创新卓越。”
创新卓越，就是要敢为天下先。百年的上海，不知在华夏大地上做了多少第一。爱迪生发明的电灯，就是最早在上海普及的，在中国最早使用有轨电车的也是上海，德国的磁悬浮列车是在上海落的户等等，上海永远有着豁出去的气魄。
海纳百川，背靠几千年的内陆文明，面对海洋文明的上海，完全可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更加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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