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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理的分析与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采不采取？”，而是“何时采取？”然而，根据本国实际，适当推迟这一进程，不失为稳健明智之举
围绕人民币是否采取浮动汇率的问题，中美两国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我看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与消除国际资本流动壁垒的努力，实行浮动汇率恐怕在所难免；否则，中国可能会将其货币供应与利率上的控制权拱手让与美国。然而，中国领导人设法推迟实行浮动汇率的日程却是极为明智的。
中国人可以推迟这一进程，却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的经济法则：如果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固定不变，且资本流动不受限制的话，经济上占上风的一方将掌握另一方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元是主导性的世界通货，而美联储又控制着美元供给，因此，只要中国坚守固定汇率政策，它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货币供给。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想要通过提升利率降低货币供给的话，反倒会引发对人民币更为旺盛的需求，因为外国资本总想通过提升利率在中国资产上大赚一笔。要想维持固定汇率的话，中国中央银行需要增加货币供给才能摆平——这便与其初衷南辕北辙了。与此类似，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试图降低利率以增加货币供给的努力也只会无疾而终。
这样是不是有些杞人忧天了？如果美国追求一种价格稳定政策，而中国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中国岂不也可以拥有稳定的物价，而大可不必担心美联储实际掌控自己的货币供给了？
或许会如此，但唯有在美国真心实意追求一种价格稳定政策、并且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小到可以使国内价格与国际贸易商品价格水平紧密挂钩，在两者都已具备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但是，中国块头实在太大了，而且还处在不断壮大之际。同时，美国追求国际价格稳定的诚意颇令人怀疑。因此，中国可不能指望依靠美国的货币政策维持自己经济的稳定。
中美今日的汇率之争，唤起了我们对3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回忆。自那时起，美元成为公认的世界储备通货，经济上占优的美国可以自由决定其货币供给，而不顾国际收支的外部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们试图提供某些针对美国单边机会主义的防范措施。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其他国家可以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比率，将手中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转兑为黄金。
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自1958年以后的十年间，将近三分之二的海外美元储备转兑为黄金。但此种约束最终徒劳无功。鉴于美国黄金储备渐趋枯竭，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终止了黄金可兑换性。经过一场短暂而不成功的旨在重新确定汇率的努力，1973年2月，所谓《史密斯索尼安协议》(Smithsonian Agreement)达成，世界主要通货均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
之所以重提这段往事，是因为今日之美国不会比过去更愿意接受对其货币政策的国际限制。我们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若将其储备由美元转为欧元，就好比当年将美元转为黄金一般，欠缺对美国制约的力度。
由此足见，中美两国正处于对撞轨道之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有如昨日重现。除了缺少一个无力的国际协议之外，中国一如1973年的德国，将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但是，中国人的拖延战术无疑是聪明的。在今天的投机行为与外部政治压力之下，马上实行浮动汇率极不明智，人民币升值，作为汇率自由浮动在所难免的结局之一，将增加以人民币举借的债务负担，并使得中国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资本负债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从而引发中国的财政危机，而这是无论什么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为避免危机，中国必须制止过度贷款与经济过热现象。尽管最终会丧失对人民币供给的控制权，但由于资本控制仍然在手。因此，中国和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政府不同，她能够继续控制信贷市场以及外国资本的流入。
只有当银行的呆坏账得以解决，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发育成熟，足以在世界财经领域充当一个稳定角色之时，人民币汇率才可以——也应该——实行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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