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劳德容滑坠--结束12年“光辉岁月”

　　深圳能源集团董事长劳德容的滑坠过程，既有膨胀的私心支撑，又打上了国有垄断行业内控失效的鲜明烙印

　　□本刊记者曹海丽/文

　　9月23日上午，深圳市中级法院二楼审判厅，身着囚服的深圳能源集团前董事长兼党委 书记劳德容被押上被告席。

　　60岁的劳德容脸色略显苍白，神情难掩憔悴。在庭审中，她除了在念自我辩护书时经常哽咽语塞，大部分时间都显得比较镇定——或是聆听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及相关证据，或是回答公诉人及法官提问。审判中间暂停休息时，劳德容急切地回过头来，在旁听席中寻找熟悉的面孔，面带微笑向他们一一点头致意。庭审结束时，劳德容再次留恋地向旁听席上的熟人挥手。

　　庭审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据深圳市检察院在公诉书中指控，劳德容涉嫌受贿、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及巨额财产不明等多项罪名，其中：受贿合计人民币778万多元、港币50万元、美元13.9万元；挪用公款500万港元、800万元人民币；擅自将能源集团公款港币2200万元借给香港某公司，至今无法收回；个人财产中有1000多万元人民币、460多万港元及4.1万美元不能说明来源。

　　担任深能源“一把手”，在深圳叱咤风云了近12年的劳德容，在行将退休时却以如此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光辉岁月”。而她的滑坠过程，既有膨胀的私心所支撑，又打上了国有垄断行业内控失效的鲜明烙印。

　　深圳创业

　　1991年，47岁的劳德容经历了她职业生涯和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这年农历正月初八，她只身从北京南下深圳，出任深圳市能源办公室主任。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这座特区城市被缺电所深深困扰，拉闸限电频频，工厂开三停四，兴建电厂是当务之急。建电厂需要一个领头人，而深圳恰恰缺乏这样的领头人。

　　正在这时，劳德容走进了深圳市领导的视野。

　　1965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劳德容，一毕业就被分到金沙江川滇接壤地区搞三线建设。八年前新华社播发的一篇人物专访形容“21岁的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怀热望，满怀理想”，她“乘坐一辆破旧的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颠簸了五天五夜，下车后又翻山越岭，才到达目的地”。几年之后，劳和战友们在山洞里将1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建成了大西南第一座“洞内电厂”。此后10余年，劳转战西南、东北，参与了诸多工程项目的建设。1982年，劳调至中国科学院，担任计划基建局副局长，此后又担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1990年，劳德容经国务院某部门领导推荐，会见了来京开会的深圳市领导。经过一番考察，深圳方面认为劳正是理想人选。

　　而劳德容的后半生，也由此改变。

　　“融资英雄”

　　劳德容在深圳创业初始的最大功绩，被公认为是融资有方。

　　1991年6月，深圳市能源总公司成立，劳德容出任总经理。建电厂解决特区缺电问题是能源总公司的首要任务。

　　能源行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要建电厂，就须有大笔资金。而能源总公司初创时，仅有329万元开办费和深圳市政府划拨的7000万元净资产。深圳市政府的原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劳必须自己想办法找钱。

　　当时，能源总公司正规划建造妈湾燃煤电厂一期两台30万千瓦机组工程，需资金20亿元。在与外商协商未果之后，劳提出向国家贷款。为此，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朱恒宁、市长助理邵汉青与劳专程飞往北京向国务院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表示全力支持。随后，国务院批准工程贷款2亿美元。

　　为使资金尽快到位，劳与邵汉青等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资料，频繁往来深圳和北京，最频繁时一个月在广州和北京间飞了四个来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在北京，她一次次地在各部委间奔走，到1991年底，首期5000万美元贷款终于到位。

　　劳德容的功臣地位也由此奠定。

　　1992年起，劳德容身兼能源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三职。大权独揽的劳德容，彼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电厂建设“找钱”。而她的大胆和才能，也在一次次的“找钱”过程中显现出来。

　　在向国家贷款兴建妈湾燃煤电厂初战告捷之后，劳德容开始大胆尝试在当时还显得很新鲜的融资形式。

　　1993年，经劳德容亲自策划，深圳市政府批准能源总公司以其在妈湾公司持有的55%股份，发起成立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募资近3亿元。深能源(000027)成为深交所上市的第一只公用事业股，劳德容任法人代表。

　　1994年，妈湾电厂二期工程准备开工。负责二期工程建设经营的深圳市西部电力公司应运成立，劳出任董事长。

　　其时，国家计委同意安排二期工程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用于引进国外发电配套设备技术，贷款额度为1.5亿美元。能源总公司在比较了多种方案后，决定利用这一额度指标在境外发行债券融资。承担发债的是由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独资拥有的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安排，深国投到境外发行美元债券，转贷给能源总公司，再由总公司转给西部电力公司，专项用于二期工程。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以在境外发行债券方式融资还是很新鲜的事。深国投所发为五年期1.5亿美元债券，由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深国投还不了债，将以管理公司所辖国有企业资产的收益作为偿付。

　　深国投选择了香港作为发行市场，最后选中日本兴业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日本投资者服务公司担任评级机构。1.5亿美元债券一次性发行成功，购买者多为日本投资者。

　　此举曾引起国际金融界关注，被认为是中国电力企业境外融资的创新。1999年9月，深圳能源集团在5年贷款期限到期前，分三次以等值人民币归还了深国投的1.5亿美元贷款。由于按时还款，维护了深圳市政府的信誉，深圳能源集团声名鹊起，劳德容也自然居功至伟。

　　1997年1月，深圳能源总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深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能源集团以相对控股方式，收购了深圳另一家上市电力公司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000037)。1999年，能源集团又和中国银行签订了41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此外，集团还通过在深圳的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融资1.18亿美元。

　　近10年下来，能源集团共筹集电力建设所需资金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劳德容因此被认为是资本运作的好手、“融资英雄”。

　　一系列融资的成功令深圳能源集团快速发展壮大，被深圳市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六家“超百亿”大型国有企业之首。

　　能源集团由此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确定了以电力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将原能源总公司属下的电子、制衣、纺织、化工等与电力企业无关的产业分别进行清理，同时积极发展燃料运输、环保工程、金融证券、仓储贸易等相关产业。

　　随着深圳能源集团的诞生及二次创业，劳德容的个人权力也达到了高峰。

　　监管失控

　　然而此时的劳德容已经在违规违纪的黑洞里滑行了一段时间。而她走上“错误道路”之时，正是其在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之际。

　　据深圳市检察院指控，早在1994年12月28日，经劳德容安排，个体建筑包工头黄光金得以承接能源总公司下属工程，黄为此贿赂劳50万港元。

　　之后，劳又利用职权，未经正常招投标程序，将能源总公司在广西钦州的大型气库和油码头工程交给广西地矿建设工程发展中心，为此，该中心负责人劳平凡贿赂劳德容共计人民币220万元、美元9.9万元。

　　而这仅仅是开始。纵观劳德容的被控罪行，其受贿大头还是在计划外煤炭采购业务上。深圳能源集团的几个主要电厂都是火力发电，其煤炭燃料成本占电价的70%。中国的煤炭供应一直实行计划统配，其中电煤供应按80%由国家统配、20%由企业自行采购的原则落实。能源集团每年的煤炭需求达数百万吨，而劳德容受贿的主要领域，正是在计划外煤炭采购上。

　　1995年初，劳德容的次子郅玮在深圳市舒普康运输实业发展公司实习。公司经理李洋通过郅玮，向劳提出为深圳能源集团供应计划外煤炭的意愿，并与郅玮达成利润分成的口头协议。经劳安排，1995年6月至次年11月间，舒普康公司向深能源集团供应了20多万吨煤炭，李洋按约定分四次贿送劳人民币37.2万元。

　　1997年1月至2002年10月，劳安排东莞市燃料公司石龙分公司和东莞市莞龙燃料公司，向能源集团供应煤炭80多万吨。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赖月新在1999年，以每吨煤炭约1元的标准给劳德容回扣38万元，2000年后则以每吨5元左右的标准贿送回扣172.5万元。

　　涉嫌行贿的还有东莞市燃料公司总经理叶日发，他以每吨2至3元的标准给劳回扣。该公司在2000年1月至2002年3月间向沙角B电厂累计供应计划外煤炭32万多吨。在此期间，叶共贿送劳88万多元。

　　此外，参与贿送的还有天津市晋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郭静红、秦皇岛市港宏经贸有限公司张岩峰。

　　劳得以如此明目张胆、轻而易举地收取回扣，原因何在？

　　深圳能源集团内部本有一套规章来规范燃煤采购，还专设燃料贸易部，负责统筹管理燃煤供应链。按规章，电厂按需购煤，同时跟踪国内煤炭市场供需情况，提出煤价方案报集团公司领导和燃煤领导小组审议。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劳德容本人即是集团燃料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如此监管，无疑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

　　监管形同虚设的远不止计划外购煤一项。事实上，由于劳德容在能源集团大权独揽——劳在能源集团下属的七个公司兼职，其中五个公司由她兼董事长，集团的诸多决策其实都是她一人说了算。

　　在由深圳市纪委制作的一部教育片中，劳德容如是忏悔：能源集团是自己建的，所以居功自傲，平时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没想到组织监督和集体决策，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意见。

　　权力过分膨胀且又失去监督的劳德容，胆子也越来越大。根据起诉书，1994年至1995年，劳连续挪用公款。1994年4月，她与时任能源总公司财务部长的简基遥、香港润和发展有限公司老板叶建南三人在香港注册成立银添国际有限公司，劳个人占股30%。劳先后挪用能源集团资金共计500万元，中转至银添国际用于经营活动，牟取个人私利。

　　1995年，劳德容三次指令西部电厂财务部负责人王某，从西部电厂和东部电厂筹建办账户中分别转账共计800万元，帮助其次子郅玮及其朋友在深圳开办公司，以及自己投资龙岗养生庄园项目之用。

　　1997年，劳德容为感谢潘某为郅玮办理赴港单程证，指使能源集团财务部拨公款2200万元借给潘的朋友廖自强使用。此后，廖自强下落不明，借款无法收回。另据深圳市纪委调查，为掩盖这笔资金缺口，劳又与潘补签假的投资协议。缺口开得更大，成了2500万元。之后为了平账，这笔账转到潘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能源集团投资广州怡安花园项目。潘又要求借2500万元作为周转资金，劳又从能源集团下属的妈湾电厂借款2500万元给潘的房地产公司。这些款项，至今分文未能收回。

　　事后，据劳德容向纪检部门承认，她对借款方不作任何调查，仅凭中间人几句介绍。自己感觉“印象还不错”，就将千万巨资借出手。她还交待，在很多的合同担保甚至贷款等文件上，很轻易地就大笔一挥，有时连文件内容都未认真审核过。

　　事实上，能源集团并非没有约束规章。早在1997年，集团就曾下发《关于严格禁止经营活动中“暗捞”行为的规定》，规定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进行，须经党政领导班子或董事会集体研究、讨论后决定，决不允许个人说了算或越权行使。但在能源集团，劳一人大权独揽，所谓集体决策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此外，集团还于1997年后设立了专门审计机构，以加强对公司本部和下属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但审计部作为集团董事会下设的专门机构，对董事会和董事长负责，而由于董事长就是劳德容本人，所以审计的实效也就无从谈起。

　　功臣幻觉

　　劳德容在法庭上陈述，自己之所以受贿，是因为看到身边的私营老板付出的没有她多，但收入却高出许多，因此心理很不平衡。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劳德容在深圳工作的11年时间里，收入总计近1000万元，平均年薪近百万。这一收入，在国企领导人中不可谓不高。

　　劳在法庭自我辩护时还说，她为公司付出了很多，由于能源集团是她一手创建起来的，她觉得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吃一点，拿一点”没什么。

　　但所谓“公司即自家”之说，无非是劳过分膨胀后产生的错觉。纵观深圳能源集团的发展史，它能从当初的300余万元开办费发展到如今资产过百亿的规模，其中固然有劳德容个人的贡献，但能源垄断行业的先天优势显然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多年来一直研究电力上市公司的现任方正证券研究所所长朱宝和曾经写过《电力上市公司的“血统论”》的文章，指出电力行业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特征，受国家政策保护，具有垄断性。没有一定的实力和背景，这个行业的经营发展谈何容易。

　　深圳能源集团正是再典型不过的典型。作为深圳市政府一手扶持的大型国有企业，深圳能源集团拥有诸多优惠政策，其中之一便是获许进行电价改革以确保利润。

　　“电价是一个关键因素。”朱宝和说。

　　在2002年3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以前，中国的电价一直由政府统一制定。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市就率先获得了进行电价改革的政策。

　　当时中央的考虑主要是，给深圳自定上网电价的权力，以鼓励多家办电，解决电力供求矛盾，促进特区经济发展。于是，经广东省政府批准，深圳市确定了自办电上网电价的标准，即电力生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略高于全市工业行业资本利润率平均水平。

　　深圳市因此定出上网电价为0.52元/千瓦时，而当时全国的平均电价不到0.3元/千瓦时。众所周知，过去外商想到中国投资电力，价格一直是影响谈判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中国的电价受到政府的严格计划控制，外商的利润空间非常之小，因此其对中国的电力投资也一直裹足不前。由此，深圳自定电价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立刻刺激了投资者、集资者和外商的积极性。

　　其实，也正是因为深圳市有权自定电价，才使得劳德容在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融资得心应手。

　　而由于顺利融资，能源集团得以大力兴建电厂。又由于当时需求旺盛，能源集团下属电厂投产发电后收益显著，到1995年，当时的能源总公司资产已高达93亿元。至今，能源集团更成为深圳市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大型国企，总资产逾135亿元，净资产超过80亿元。集团拥有大型电厂五个，占深圳市装机总容量的80%。

　　招商证券电力分析师王野将深圳能源集团过去十余年的发展称为“暴利阶段”——由于其几乎高出平均价一倍的电价，使其获得了国内其他电力公司没有的利润率。

　　由此观之，劳德容个人对能源集团发展所做的贡献，显然远远没有她自己所以为的那么大。

　　黯淡结束

　　2002年10月，深圳市检察院对劳德容进行立案侦查。

　　2003年1月10日，对劳德容执行逮捕。

　　其时，正值深圳能源集团举行国际招标，准备转让25%的国有股权。一把手落马，让投资者和中介机构都担了一回心。深圳市政府为此及时出面安抚，表示劳案只是个人问题，不涉及企业。深圳市政府并很快任命田巨峰为深圳能源集团的新董事长，且保留集团原领导班子，意在稳住企业。

　　深圳能源集团的股权转让如今已是尘埃落定，华能国际以23.9亿元人民币竞得头标。当时，包括深能源集团在内，深圳市政府一共选择了五家公用事业大型国企进行股份转让和国际招标，而这个想法其实最早来自深圳能源集团——早在2002年初，能源集团就和九家国际知名企业签订了意向书，准备转让国有股权。

　　事实上，深圳能源集团早在2000年就有了实现股权多元化的想法。在集团内部刊物《深圳能源》2000年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实现多元化产权结构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的文章，文章写道：“只有形成一批能从自己资产收益的角度真正关心企业效益改善的企业家，或能以投资者的身份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的非国有投资者，才能达到产权改革的真正目的。”文章还指出，改革的主要途径可以有：依托资本市场、引入外商投资和实施员工持股。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业界人士告诉《财经》，劳德容改革能源集团产权的目的之一，很可能是希望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因为国有企业的老总说到底仍是国家公务人员，列入组织干部编制，其中一个限制是60岁就该退休。劳德容可能是想在自己行将退休之际，通过产权改造，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来延续其企业家生涯。

　　然而，她甚至没能亲自参加和华能国际的签字仪式。

　　她被办案人员带走准备离开办公室时，请求办案人员允许她处理一点私人事务——她服用了每日不断的药，然后给86岁的老母亲挂了一个长长的电话，最后请办案人员帮忙去配了一副老花眼镜……

　　而她作为“融资英雄”、创业元勋的12年的光辉岁月，也至此被画上了黯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