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为什么“迎合”中国

　　在北京科博会人民币汇率圆桌对话的现场，蒙代尔一边倾听，一边不时记录下什么;而在他的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正在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阐述着人民币不应升值的观点。在一些变量的分析上蒙代尔与他们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细节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元之父也在强调:人民币不要升值

　　文/本刊记者 周阳

　　蒙代尔是谁？

　　有人看重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认为他是古怪的大学教授，但随着光环的增加和预言的不断被验证，越来越多的人在淡忘:蒙代尔最有意义的特征是——供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里根经济学的重要支持者。

　　其实，中国人应该很熟悉“流派”这样的概念，其言内之意有二：不可能永远流行；随时存在以偏概全的冲动。因此，和蒙代尔的碰撞就从他如何研究经济学开始。

　　求证蒙代尔

　　《金融家》:您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在汇率及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

　　蒙代尔:经历英镑贬值对后来我研究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9

　　年以前，英镑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一直非常稳定，但1949年贬值了。那时，我还在上高中，贬值引发了我对于经济学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从逻辑上很难理解，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和报纸给予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经济学理论上产生了争议，著名的经济学家如Sir Roy Harrod和Sir Ralph Hawtrey得出结论:英镑的贬值是一个错误！而在我自己研究了这样一个课题后，也得出结论:英国当时并没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目标，不仅如此，贬值还导致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下降。

　　这样一段经历对我后来研究货币和汇率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我确信，一般均衡分析是研究汇率变动效应的正确方法，而这种方法在早期令人遗憾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以说，我将一般均衡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最主要工具，而且受益非浅——它帮助我获得了更多正确的和更相关的经济政策结论，这些政策结论能够更好的适应真实世界的环境。

　　也许，从英镑贬值开始，蒙代尔就对汇率的轻率重估十分谨慎，他所谓的一般均衡方法在六七十年代和供给学派经济理论一起受到里根政府的赏识，让蒙代尔更加肯定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真实世界的适应。

　　我们无意卷入对任何学派功过是非的评点中，但很显然，一般均衡分析和供给学派成为我们理解和验证蒙代尔的语境背景，脱离对这两方面的客观认识都会令我们陷入对某种光环的盲目信服中。

　　实际上，西方学者早已意识到，一般均衡只能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且，一般均衡理论根本不涉及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的本质，只是从数量关系上看到表象关系;另一方面，里根革命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美国出现双高赤字(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供应学派经济学家因此遭到多方面的攻击，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赞词中对蒙代尔在供应学派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不置一词。

　　蒙代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锐的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金融家》:中国在利用现代国际经济学模型中应该警惕什么？

　　蒙代尔:我的模型在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个模型的时候，比如说中国，货币是不可兑换的，因此一定要小心地注意F曲线，它可能会因为投机的原因而改变。

　　“F曲线”早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形成的第一篇文献中就已经被提出，即国际收支平衡曲线，这条曲线受到一国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进口倾向的影响。如果一国形成货币升值的预期，即使本国利率较低，国内资产也是有吸引力的，从而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货币不可兑换的情况下，投资冲击会造成竞争力、产量及就业的下降。因此，蒙代尔建议，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来满足人们的预期。否则，这种预期就会成为宏观经济均衡的一个潜在扰动源。对中国而言，目前人民币境外NDF交易十分活跃对人们预期的重要影响就不可忽视。

　　尽管蒙代尔指出了自身模型的潜在风险，但却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金融家》: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型，有何建议？

　　蒙代尔:如果今后有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模型可以取代这个模型的话，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尤其是能够形成一种在发展中国更行之有效的模型。这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用更新鲜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将模型建立在古典而非凯恩斯基础上，并用关于劳动力市场的Lewis假设补充古典模型。

　　蒙代尔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显然是基于自己供给学派的背景，供给学派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命题开始就已经摒弃了凯恩斯的那一套。但是，蒙代尔也意识到自己的模型中所欠缺的正是符合中国市场的重要假设，因此他建议加上Lewis假设，这个传统的模型反映的正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期间农业或其他传统部门的定价机制的扭曲，并研究了如何运用政策工具将劳动力刺激到现代生产部门中。在蒙代尔的眼中，正是这个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假设改变了原有模型的均衡条件。

　　求证蒙代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求证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接受或拒绝蒙代尔的意见不在于他是否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经济学家，而在于他和一般均衡方法及供给学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的现状。

　　蒙代尔的汇率规则

　　《金融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国内对汇率制度的争论？

　　蒙代尔:在不考虑最终政策目标(如货币供给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研究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优劣是愚蠢的。比较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因为他们是不可比较的。固定汇率是一个货币规则，其结果是特定的通货膨胀率。比如说，香港的货币当局将港币和美元挂钩，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香港就会和美国获得一样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浮动汇率完全是不同的，它不是一个货币规则，实际上还是对所有规则的放弃。即如果香港放弃盯住美元的政策，原则上香港将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紧缩或承担任何货币政策的后果。

　　因此，任何人——甚至是国际机构——提倡浮动汇率政策在经济理论上是错误的，在经济政策上也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可能获得某种货币稳定的货币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开放的次级政策，这种政策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审慎行为。

　　转型国家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面的经验是十分有用的。国际机构在冷战后和苏联解体后无一例外的建议转型国家改为浮动汇率制。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改变无异于一场灾难，他们立刻滑入灾难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直至现在都未能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相反，将固定汇率制和其它货币规则相比较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些货币规则包括：国内物价水平(或其变化率或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量或黄金价格。

　　蒙代尔所谓“货币规则”的提法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学考虑，而非修辞学上的技巧。在西方经济学中，确定货币规则是实施货币政策有效的前提，因为货币规则

　　的确定性在于可以提供稳定的预期，最大限度的减少制度方面的变动。对于蒙代尔来说，固定汇率制就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规则，而浮动汇率制则显然不是一种规则，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两者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这恰恰是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

　　在蒙代尔看来，首先要明确的不是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而是首先明确在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蒙代尔认为这种思考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纷扰不清的重要原因。

　　《金融家》:您如何评价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制度之间的匹配？

　　蒙代尔:首先，货币政策总是不能运行得像想象的那样好，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甚至弗里德曼，在六月份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清楚地表示，他不再对政策目标倾注更大的关注。由于黄金已经不再具有曾经拥有的稳定特性,现在已经没有国家用黄金作为货币政策的盯住目标.这使得中国只有在汇率和通货膨胀目标中进行选择。但这两个政策目标都不是完美的。

　　汇率盯住并不意味着泛泛的固定汇率。自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后，中国已经遵循了一个一致的稳定的政策。但由于美元～欧元和美元～日元汇率浮动如此剧烈，人民币兑欧元与日元的波动也很剧烈。毕竟，美元曾经十分稳定，而且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中国盯住美元的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对于过去5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和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保持成功的货币政策是有贡献的。

　　通货膨胀率盯住是另一个选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实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无论如何，也是不成功的。首先，它不是严格意义的通货膨胀目标而是通货膨胀预期目标。货币政策的奏效通常会有一个时滞，即当前的政策会影响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必须决定(1)货币政策的时滞有多长；(2)为获得和目标一致的通货膨胀率，今天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调整；(3)目标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多少。通常在倾向于宽松货币政策的鸽派和紧缩政策的鹰派之间会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如下表所示，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方面都曾经很成功，但是他们经历了汇率的激烈变动；而中国不仅在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都有更杰出的表现，也没有牺牲掉自己和交易伙伴的汇率稳定性。换句话说，和那些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家比较，中国利用自己汇率的稳定性获得了对通货膨胀更好的控制。所以，中国已经在汇率目标方面十分成功。

　　蒙代尔对于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评价和分析令中国人愉悦，他严密的逻辑和分析使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事实应该这样去理解。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稳定的币值历来是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之一。因此，基于这种核心价值观，蒙代尔当然会十分强调稳定币值和消除通货膨胀，由此，他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评价选取的判断指标也是通货膨胀和币值的稳定性。换而言之，根据蒙代尔的逻辑思考，在人民币不可兑换的情况下，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通货膨胀，那么选择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作为货币规则是最优的选择。

　　但蒙代尔没能解释的是，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固定汇率规则将会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同时实现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据了解，在中国央行最近召开的2003年第三季度例会上，央行明确指出以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为中间目标，以实现利率稳定、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政策目标。

　　蒙代尔的焦点对话

　　基于自成体系的模型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蒙代尔对很多焦点问题的回答也颇值得回味。

　　焦点一:人民币下一步怎么走？

　　有趣的是，蒙代尔在离开中国后即前往迪拜参加IMF/世界银行的年会，而亚洲国家汇率干预问题被认为是该年会的中心议题，IMF一直坚持认为，亚洲国家政府应当允许其汇率更为灵活，在全球经济复苏发生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些警告正在变得更加紧迫。

　　《金融家》:中国是否真的利用汇率“以邻为壑”？

　　蒙代尔:如果亚洲其他国家的确受到人民币的牵连，那么应该支持他们对美元和人民币贬值。但是，这种论断基本上是错误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两年内的增长超过了其他地区。

　　最近，中国央行行长也否定了任何很快改革中国汇率机制的可能，但强调中国政府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周小川指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不可能指望发生突然变化。

　　而关于渐进的理解，在中国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争议。胡祖六，一个十分执著于自己对于汇率制度改革主张的“海归派”经济学家，就认为：现在正是逐步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的好时机。

　　《金融家》:人民币下一步怎么走？应该扩大兑换范围还是汇率浮动范围？

　　蒙代尔:汇兑管制对于贸易的限制是无效的，而且比汇率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更加有害。

　　对蒙代尔而言，在国际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一切表象的经济均衡都是无效的，政策的传导机制会被扭曲，即使依靠汇率浮动来进行国际收支的调节，也是无意义的。

　　焦点二:央行近期一系列货币政策

　　是否有效？

　　按照蒙代尔的观点，当资本不能自由移 动且汇率固定的时候，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两者中择其一，即“不可能的三位一体”理论。

　　《金融家》:既然在固定汇率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央行还有多少活动空间？

　　蒙代尔:从长期来说，在固定汇率之下，一家央行无法同时实现汇率的固定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但是从短期来说，信贷政策仍有一定空间，因为央行可以通过储备的调整实现短期的目标。

　　蒙代尔是相当敏感的，尽管我们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央行采取了哪些举措，但他依然一针见血的指出央行在信贷政策上运作的可能性：在固定汇率下，如果中央银行被迫不断的干预外汇市场，如果信贷机构拥有大量的流动性极强的资产，那么央行就无法通过政策手段来控制基础货币；而如果中央银行通过间接调控手段不能控制住货币供给量，就会不顾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而直接对贷款活动进行控制，这就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

　　货币政策的两难吸引了大多数媒体和经济学家的目光，但蒙代尔在强调经济政策和目标相互匹配时的建议似乎“别有深意”。

　　《金融家》:如何才是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佳匹配？

　　蒙代尔: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是用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是用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在政策匹配方面，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2%。

　　蒙代尔的回答依然来自于供给学派的重要经验。对于中国希望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增长局部过热的问题，蒙代尔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给出“2%”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供给学派关心的是经济政策对资本形成和劳动供给所产生的影响。供给学派在里根时期的最终结果是庞大的财政赤字，也许是蒙代尔如此看重财政赤字的原因。实际上，尽管2002年底，中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7%和16.3%，但都处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因此，2%显然是一个相当谨慎的指标。

　　焦点三:拿什么拯救香港？

　　就在舆论界都在关注港币人民币化以拯救香港经济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蒙代尔在谈到香港经济的时候，使用了一个中国人十分乐于看到的字眼“wonder”(奇迹)。

　　《金融家》:从货币的角度，您对香港振兴有何建议？

　　蒙代尔:我认为，将香港10%的储备进行美元化将对香港经济产生奇迹作用。美元化和从新加坡那里分得更多的市场领导地位是香港的出路。毕竟，重新投资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在艰难时世中总是管用的。

　　蒙代尔看好港币美元化，原因很简单：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和蒙代尔的货币理想不谋而合。实际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只有一个政策目标，那就是保证联系汇率不变，货币供应量完全听任市场调节。一旦实现港币美元化，香港的利率、通货膨胀率都将追随美国(当然要根据香港生产力与美国的差异略做调整)；而在可见的未来，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美元化的香港不会出现货币动荡。另一方面，一个以美元标价的香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完全消除了汇率波动的风险，可以加强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个经济学家的价值

　　过去的成功经历难免会强化蒙代尔对于汇率和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尽管在中国不一定再次奏效，但解读蒙代尔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中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鲜有一以贯之、自圆其说的研究方法。尽管像蒙代尔这样的经济学大师依然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能穷尽现实的不足，但失去研究方法的预言即使再准确，也和算命先生无异。

　　一个经济学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是否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更在于他们所揭示出的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

　　采访手记

　　思考的魅力

　　本来不愿采访蒙代尔。尽管他的头上有如此多的光环，尽管他的出现立刻成为诸多媒体诉求汇率问题的权威，但是，如果只是要从蒙代尔的口中听到：人民币不升值，我们才觉得获得认可的话，实在没有多大的必要。蒙代尔，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而已，他不是真理更不是占卜师。更何况任何平庸的交流，无论对于蒙代尔还是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种对智慧的浪费和对独立思考的亵渎。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为什么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上国内的经济学界和政策呼声如此一致——经济学流派在同一个问题上如此的统一实属罕见；而境外的呼声却又如此强烈——他们提出的主张在一个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此同时，为什么一再有信号显示：央行等机构正在不断采取措施缓解升值的压力，如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管制的不断放松？

　　作为媒体，我们急切的希望了解当前的政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毕竟，盲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时代正在过去。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么蒙代尔为什么要“迎合”中国？

　　采访蒙代尔的念头一经被撩起，就很难再被打消。准备采访的内容艰辛而极具挑战性。因为关于汇率本身的表象性问题，蒙代尔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媒体阐述。也许是为了能够让中国的读者易于了解，蒙代尔在很多时候的发言也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抽象而原则，点到为止，甚至隐去了很多重要的逻辑过程。而我们意识到，正是这种逻辑性才是我们需要耐心寻找求证的东西。

　　9月13日下午5点，蒙代尔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北京科博会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圆桌对话现场。圆桌对面的中国经济学家和蒙代尔表达着同样的态度：人民币不应升值，但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甚至在一些中间变量的分析上存在分岐。蒙代尔一边倾听，一边不时做着笔记，这位欧元之父此时大脑中在转动着什么？我们很感兴趣。

　　会后，一封手写的信和若干针锋相对的问题交到了蒙代尔的手中。

　　我们的问题显然激起了老蒙的兴趣。正如他所说，经济学非常具有挑战性，投身其中令生活充满了乐趣。面对我们关于他的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矛盾的质问，他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答案写下来。在只有半个小时采访时间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的最佳收获:如果老蒙愿意写的话，从他经过推敲的字里行间我们一定能够捕捉到更多。

　　果不其然，经过15天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蒙代尔发来了他的回答，而且绝对是蒙代尔式的回答:很多用词都能够看出他对经济学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严谨的研究态度。

　　在提到早期一般均衡理论为人们所不重视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说道：sadly(令人难过的)；为了说明中国汇率政策的成功，他主动找来了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所有的回答都基于他自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尽管我们依然不愿承认他提供了唯一解，但他的确向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