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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周阳
“7家在华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90%。”第一次公开披露外资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就足以引起公众的震惊。外资银行难道不再是亲切的微笑、神秘的Logo、令人不满的高门槛和想当然的高人一等了吗？显然，“中国巢”天然不是“金矿”
最近有些数字实在有点出人意料。
一份由外资银行家们为欧盟所作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资银行积极的放贷政策下，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业务的市场份额从2001年的15%下降到去年的7.4%；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所占的资产比例也从2%下降到1.1%。换而言之，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并向外资银行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了一半。报告还预测，2003年，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仍然可能继续下降。由于不能得到丰厚回报，外资银行代表处的数量从2001年的214家下降到2002年的211家。
一向热衷于将外资银行作为中国银行业改良参照系的人们恐怕不禁要问：外资银行怎么了？
人民币饥渴
上海、天津、深圳是在华外资银行受限制最少、经营最活跃的三个地区，从这些城市获得的数字应该最能反映外资行的现实生存能力，亦不难看出外资银行对人民币如饥似渴：
截至2002年年底，天津地区四家获批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达8.76亿元，贷款余额4.02亿元，存款余额1.24亿元，存贷比为324%；
2003年上半年,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89.77亿元,新增35.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93.36亿元，存贷比为155%；
截至2002年6月30日，深圳市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87.84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20.74亿元，存贷比为423%。
如此大的存贷缺口，折射出外资银行强烈的扩张欲，但其中隐含的风险也引起业内人士的忧虑。
很多外资银行家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将他们在华业绩的黯淡无光归因于中国政府严格的业务限制。的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外资银行仍然只能从事外汇业务，而且大约60%的客户依然还局限在外商投资企业；即便是37家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在今年年底以前，他们的客户也仍然局限于有限的几个沿海城市中的外资企业。
但毫无疑问，很多限制都将随着中国履行“入世”开放时间表而逐渐放松。根据时间表，到2003年年底，外资银行就可以在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广州、青岛、南京、武汉、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十二个城市对中资企业提供从人民币到外币的一整套业务，而这几个城市已经是外资银行布局最集中的地域，外资银行似乎可以听到盈利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因为在华多年，他们早已得出结论：他们的客户更希望获得人民币贷款和金融服务，而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盈利的空间会更大——毋庸置疑，中国的外汇管理体系使得非人民币资金的获得要昂贵得多。
这样，在其它所有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谁能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获得人民币资金的来源，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将自己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外资银行业务限制放开时间表
根据WTO有关协议，我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正式加入时，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加入时，开放深圳、上海、大连、天津；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珠海、北京、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西安；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允许设立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在加入后5年内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国公司在相同的时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但是，除了WTO时间表以外，外资银行们也正在意识到，仍有两大不利条件阻碍了他们吸引梦寐以求的人民币运营资金：其一是监管限制，其二是现实能力。
在现在的监管制度下，一家外资银行分行要获得人民币经营牌照，至少应该具备3000万人民币的运营资本；如果该银行后来希望将外汇资金进一步转为人民币运营资本，还需要监管当局的事先批准，且最高不得超过1亿人民币；而且，如果银行希望通过吸收人民币存款的方式解决人民币短缺的问题，他将很快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按规定，他所持有的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所持有外币负债的50%；另外，外资银行还在发行人民币面值债券或通过中国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方面也受到限制，而从央行获得贷款也是不可行的。
如果银行希望通过从其它中国国内银行进行短期拆借来发放贷款的话，则很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短期拆借的利率是浮动利率，而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是固定利率，资金成本可能会很高且风险不言而喻；那么,如果选择进行长期银行间拆借，后果又会如何呢？答案是，任何企图运用这种方法的外国银行又会陷入到另一些困境：银行在计算营业税的时候，不能将其向中国国内银行支付的利息从利息收入中扣除；而且，实际上由于人民币贷款利率基本上都是由央行固定(短期拆借除外)的，因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利差空间可以提供盈利。
也许，这一切限制性措施都将逐步消失，但前景还不太明朗。毕竟，人民币运营资本问题是一柄双刃剑，央行很有可能会制定一个数额较高、多层次的运营资本准入规定，而这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来说会显得更加困难。
外资银行们不得不承认的另一个现实是：即便中国立刻放开了所有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也不能肯定外资银行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人民币存款以提供充分的人民币业务。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规模和网点有限，这一点尤其是一些中小外资银行的忧虑。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四大”银行的旗帜地位，“四大”能够承担得起惊人的成本，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以击溃很多外资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
当然，对于公司和机构客户，地理位置可能起不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但问题是，外资银行的员工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的亲和力，来替代国内银行与大客户高管之间日久弥深的密切联系。实践证明，从文化和心理上的原因，中国企业的执行人员可能还不能完全接受外资银行风格各异的客户关系，和其银行家们量身定做的服务包。因此，在人民币业务的争夺中，外资银行形成合适的人际资源战略和实行本土化努力至关重要。
最后，由于“四大”有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存款人——个人、企业和机构——可能会认为他们比外资银行更加安全。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且，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内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并不确定也会对在华的外资银行承担起同样的责任。这无疑会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因素，进一步限制外资行获得低成本人民币资金的能力。
在华外国银行协会会长欧恩陶对中国银行业描述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如果你去问一个美国人：‘花旗银行会破产吗？’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会的’；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工商银行会破产吗？’人家会以为你有神经病——这就是国情在银行业的体现。”花旗已是如此，更何况国人所不熟知的其他中小银行？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对于那些规模网点都处于劣势的中小外资银行，如何获得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准入后又如何解决自己的人民币饥渴症？
并购的两难
显而易见，在很多外资银行的眼中，业务开展方面的限制目前还依然强硬，而且似乎“入世”承诺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些限制的长期存在。比如说，按规定，在开设一家分行后，需要再等12个月才能申请开设另一家新分行——2007年以后也是如此；也不可能在分行设立之时立刻开展人民币业务(必须两年的连续盈利)——2007年以后这一点很有可能也不会改变。这些限制意味着外资银行将在积累低成本的存款资金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并使外资银行更加依赖从国内银行的贷款。
外资银行的“三步走”战略
外资银行们不约而同地正在实践着“三步走”的战略：首先，将业务集中到一些需要较少资本投入的收费服务(已经在国内引起颇多争议)——由于外资银行的专业化和较高水准的服务，这种收费业务会是他们在某些领域获得竞争的资本；第二，考虑参股国内银行。由于中国的银行正在寻求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和资本投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监管当局也十分乐意允许外资银行成为国内银行的股东；第三，在积极争取批发业务如银团贷款的同时，瞄准高端客户发展零售业务被认为是获得长期稳定市场资源的战略安排。
但是，三步走并不顺利。第一步就遭遇法律风险(花旗收费诉讼案)，第二步则是避不开的第二道难题，而第三步呢——据了解，一向被认为是外资银行盘中餐的跨国公司大型项目建设，其资金来源也几乎全部由中国本土银行提供；而四大银行也十分看重在大城市的高端收益以补充其在一些偏僻地方设点的运营损失。
看来，寻找合适的地方银行拓展自己的网络最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提高外资银行盈利能力和防范经营风险的考虑，这一点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支持外国投资者以合适的比例参股国内银行以增强国内中小银行的资本和管理能力。新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期强调，鼓励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股权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单一股东可以拉高20%的持股数——但不会突破25%。
政策一路利好，就在刘明康上述讲话发表后不久，花旗集团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收购浦发银行4.62%的股份，花旗集团持有这家上海银行1.8075亿股，成为浦发银行的第四大股东，而花旗集团有权在2006～2008年增持浦发银行股权至24.9%。
但是，并购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银行业务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在进一步提高。这是外资银行企图跳跃式发展所面临的另一个两难境地。
以汇丰银行为例，截至2002年，汇丰银行已经投资了2.7亿美元用于建立自己的在华网络，并投入6500万美元用于兼并上海银行8%的股权。2003年5月8日，汇丰银行公布了在内地分行2002年度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12月31日，汇丰在内地分行全年净利润达人民币1.561亿元，仅相当于1900万美元。实际上，2002年以前，没有外资银行专门对其在华业务公布数据，因此，估计其投资收益的情况并不乐观。有专家分析认为，汇丰银行为购买股权所付出得价格是相当高的。
中国复杂的政策框架使得外资银行不得不在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前作出让步。国际金融公司是另一家在中国购买地方银行股份成功的国际金融机构，一部分归功于政府认为其在资金来源和技术水平上毫无争议地符合他们的需要。国际金融公司在上海银行、南京商行和西安市商行都有股权，但股权都低于25%，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目标银行变成一家合资机构——毕竟，合资银行又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各种限制中。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不严谨的会计制度还导致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外资银行往往会在如何解释国内银行估价和外资银行估价之间的差异上付出较大的重估和谈判成本。以国际金融公司入股南京商行为例，南京商行审计计算出的每股净资产价值为1.37元,而国际金融公司的计算结果是1.07元，双方对如何估价银行的国债投资发生争议——因为这部分资产流动性差而很难找到对应市价——最终协商达成协议价为1.21元。
实际上，汇丰、花旗们作为外资行中的“大牌”尚能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将并购收益最大化。他们在争夺那些具有发展潜力、拥有良好地理位置，尤其是和自己的核心市场十分契合的目标银行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竞争力；而且能够进入他们视线的往往都是由地方政府所有的银行，如上海银行和南京商行、西安商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政府资源十分看重这些“大牌”的实力从而愿意帮助这些交易更快的被央行批准。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外资银行，情况可能就不那么乐观，入股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的可能性十分有限，这样，会使得这些银行不可避免的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例如在参股资产状况略差的城市商行或农信社时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历史坏账。
风险管理“紧箍咒”
盈利能力的不足和并购选择的两难最终都直接导致银行风险的增加。
“一些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超过20%的有24家，超过90%的有7家。”
这是8月25日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议上透露出的一组数字，如同给外资银行在华经营风险念了一道“紧箍咒”。虽然银监会有关负责人拒绝向记者透露这些银行的名单，但是他们承认，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由于良好的内部管理和母行监督，风险情况一般会好一些。
除了出人意料的不良资产率以外，银监会还指出了外资银行存在的其他经营风险：专项准备金存在较大的缺口；外资银行法人机构风险相对突出，表现为贷款倾斜过高，法人治理结构不明等；外资银行的操作风险、市场风险过高；流动性需求压力增大以及存在违规经营。
经过外资银行监管人员近几年的检查和研究，总结出导致外资银行经营风险和不良贷款积聚上升的主要成因：
银行长期经营规模过小，即如果一家银行只有数得清的几笔贷款，那么，一旦发生违约风险，不良资产率自然就会高居不下；
有的银行由于在华经营没有达到预期收益，因此，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和业务收缩，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优质业务的收回，不良贷款的比率也会有一个大幅上升的过程；
一些较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如80年代就已经来到中国南方的一些外资银行，随着当地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所服务企业的周期发展，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出现一些滑坡现象；
一些外资行受母行制度的影响或者本地管理层缺乏对市场的了解而盲目扩张，带来资产质量的下降。如经济过热时，日本一些银行纷纷在华大设分支机构，贷款规模庞大，积累了大量的坏账，90年代以后，由于本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为扩充其低水平的资本金，把在中国的资产就地变现，因而大大影响了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2003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将向外资企业开放内地12个城市的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面对可能发生的业务量的迅猛增长，中国银监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将从风险监管的角度，自市场准入开始对一些风险内控存在漏洞的外资银行加强监管，银监会将重点考察外资银行内部贷款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治理风险——尤其是那些目前在华的资金规模偏小、管理上也存在不少漏洞、甚至是家族式管理的外资银行。
银监会外资银行监管处负责人对记者说：对于目前已经存在的风险和不良资产，外资银行应该尽快拿出行动，开拓市场、消化存量。
实际上，自从银监会建立以来，外资银行已经意识到风险管理的紧迫性。据了解，8月25日在上海召开的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议是近些年外资银行负责人到会最整齐的一次，很多总部设在海外如香港等地的外资行负责人都专门到会，使这次会议成为自1979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内地以来，监管部门首次召开的如此规模的由国务院部委、银行监管部门和外资银行负责人共同出席的监管工作会议。当然，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和经营模式的日益多样化对经营和监管相互协调的迫切需要是召开这次会议的潜台词。
据银监会有关负责人透露，为进一步提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有关资本金充足率的相关风险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对外资银行的全面现场检查工作也即将开始。银监会将在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外资银行将和中资银行同等对待，但针对外资银行的“一头在外”的特点，银监会将更加强调从原有的头尾分割式监管向法人整体风险监管转移。
所谓“头尾分割”式，即监管部门仅仅对所在地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而不论其母行或总行或其它地区的关联行发生了什么，其结果是银行和监管当局都会面临一种十分现实的风险，即业务得不到母行支持甚至遭遇资金抽离的风险。
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在华的外资银行和监管部门就在一定程度上吃了“头尾分割”式监管的亏。据了解，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广州国投、粤海集团、海南国投等坏账损失，引起的信用危机让部分先入者或者没有产生收益，或者因为信用危机而损失惨重。以深圳为例，危机后当地外资银行贷款规模不断收缩，不良贷款逐年提高，呆账帐核销日益增多。如深圳某外资行分行半年内的呆坏账核销竟相当于核销前10年税后利润的总和，银行利润大受影响。银监会表示，今后一旦出现这样的风险，银监会可能采取调高相应的监管指标的措施(如风险准备金)将风险控制提前。
外资银行的风险似乎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凸显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国人的眼中，外资银行或许还停留在亲切的微笑、神秘的Logo、令人不满的高门槛和想当然的高人一等；然而，银行家们自己知道，打从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就一步步的走向渴望盈利和博弈风险的漩涡，寻求生存才是面纱背后的真实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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