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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0周年庆典的日子，我在美国为天则所祝福着。我自己也曾经为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参与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走红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程。即使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其他学科难以相提并论的。说来奇怪，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何以如此之深之快？对于今天很多年轻学人来说，诺思的那套东西还在被当作″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来对待着。既然诺思主义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自己本土所缺少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他的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
的理论因而就深深地刻入了我们年轻中国经济学人的心灵。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好事。因为制度对于我们的意义其实非西方经济学家所能想象。改革开放20年来，被压制的市场自由了，经济增长了，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至今还不能很好地制定出我们自己当回事儿的游戏规则来。对于我们已有的经济增长来讲，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就行。在产品市场上，规则乱一些，或者干脆没有规则，我们还能增长，可能是因为产品市场上有“汗水”的投入就能增长。
如果把金融制度和金融部门搁置在一边，我相信中国还会增长很多年。而一旦要把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就发现，尽管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来发展现代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发展现代金融体制可以说还是一个失败的努力。与早期发展产品市场的情况相比，我们总是不能玩好这些复杂的和高级的市场制度。它们需要复杂的合约，需要伦理和道德，需要严密的监管体制，需要公开化和透明的政治哲学，而我们缺少这样的文化和传统。
这些日子，因为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一场关于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的讨论在大江南北悄然兴起，彼此呼应。在北京，《证券市场周刊》最近在连续不断地推出“恢复证券市场有效性”的谏言活动；而在上海，《上海证券报》也在围绕一位读者的来信而开展着“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的系列讨论；就在前天，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一场学者与业内人士面对面的研讨会在浦东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我在《经济日报》上读到成思危先生的文章，他对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做了9个方面的概括。按照我们传统的并且通常的思维方式，在动手去解决了这9个方面的问题之后，中国的股市大概就该相当迷人了吧。
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却始终不能正确地找到问题之所在，当然在学术上也难以引导出更智慧的思想。在我看来，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而是我们也许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产品市场比股票市场成功得多？
过去的这几年，我一直在玩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让我快乐不已，是因为对中国的增长观察在不断挑战着自己的专业训练和能力。当我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时，我发现，我几乎可以不需要使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装备。这可能是因为一个简单得多的市场或者市场化过程就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这个简单的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差不多20年前，我们不知道“制度”是什么，更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诺思意义上的制度结构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把原来管住的产品市场给放开了，仅此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高速的工业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到今天为止，那些试图解释中国增长的大多数研究看到的也就是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的正面效应而已。
但是，不管现在我们怎样去解释已经发生的那一段改革的历程，我们都不能否认产品市场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产品市场的放开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可能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改革政策了。要说这里面一定涉及了许多制度的问题也不错，但总还有滥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或者已有生吞活剥之嫌。即使我们说产品市场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市场制度，但是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市场——肯定还没有。我们所说的复杂的市场，可能是指交易需要签订合约以及对合约的履行等(所有这些在新制度经济学里都说得非常详细了)。无论如何，我们有了相当发展的产品市场，它依然是相当简单的市场，但它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简单的产品市场导致了经济增长？因为简单的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率的市场是古典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同一个产品有许许多多的买者和数量庞大的卖者，没有人可以定价，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出。在这样的市场上，不需要复杂的管制条款和繁琐的合约。而这样的市场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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