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区位优势 北京能否成为“三北”经济中心

　　王红茹

　　据报道，日前，经济学家杨开忠及其学生王彩凤等人潜心研究，推出了我国首份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经济品质和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的分值第一，为97，比第二名上海高出23.7，以绝对优势成为中国新经济的旗手。

　　北京位于“三北”(东北、西北、华北)的交点和中心，特殊的地位和位置决定了北京在维系整个北方安危和发展的重要性。北京经济自身良好的发展态势和预期，不由得我们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北京作为新经济中心旗手，能否带动“三北”的经济发展？

　　北京应“回归”区位优势吗？

　　北京历史上曾经被称为蓟、幽州、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是我国历史上作为国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缘，西北依靠太行山、燕山山脉，东南面向华北平原和滨海低地，东望浩瀚的渤海和黄海，这种联结东北、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枢纽性区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保证了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的地位在今天仍然得以延续。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是现在，它已经明显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反拉动”。从全国而言，北京对全国的经济服务功能是比较强的，但为什么对周边反而出现了“反拉动”呢？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快讯》采访认为，珠三角、长三角相对来说分工比较明晰，相互之间联系比较密切。北京没有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的优势，总体来说不如珠三角、长三角，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和观念问题。

　　他认为，北京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一种状况，首先从定位上来讲，北京过去一直强调为全国服务，忽视了对周边的带动发展，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次，北京的条块分割比较严重。北京市隶属的经济是一块，各个中央部委的总公司，也相对封闭，还有一部分在京的中央高校，很大程度上和地方的联系很少。在这样的条块分割下，北京对周围地区经济必然带动很小。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北京市提出来打破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经济发展的格局，转向按区域、按属地关系组织经济发展的首都经济战略。此后，这种条条块块的格局有所改变，但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李京文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快讯》采访时认为，北京从人力资源、财政、金融和政策资源几方面都是很强的，但是对“三北”的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除了认识和体制以外，很重要的是没有形成竞争与合作格局，对内开放力度不够，也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北京作为“三北”经济中心的地位至今尚未真正确立起来。北京、天津、塘沽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形成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的紧密关系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旧的观念、做法的残余影响比较厉害。北京本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又因为是首都，所以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措施都比较慎重。这里面有一个政治影响问题，要更多地考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其次，北京肩负着要为中央、为全国、为国际活动服务的重任，本身的负担就比较重，难以拿出十分的力量，考虑如何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更紧密的经济区。最近十几年，京津冀在全国的比重相对有所下降，说明在发展环渤海区域经济上，北京的“领头羊”角色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环渤海经济区几个主要城市衔接得还不够好，应该更进一步加强经济区域内部的协作。

　　的确，像李京文教授所言，环渤海地区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一直没有摆脱那种各自为战的散兵作战状态，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树立北京这样一个中心，没有能够更多的从整个区域整体发展来考虑，形成立足“三北”、面向全国的全新视角。

　　北京有能力带动“三北”经济吗？

　　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同时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应该说对“三北”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带动“三北”的经济？

　　杨开忠教授的观点是，北京带动“三北”经济应该不成问题。但目前对“三北”的带动作用还很有限，主要是因为北京的本地化不够。北京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很明确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北京对周围的这些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服务还不够，原因是北京作为经济中心职能的本地化还不够。如果北京本地化程度高一些，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对区域经济有强大影响力的整体，是完全有能力带动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

　　对此问题，李京文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北京应主要发展两个产业：一是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新型的服务业，比如金融、保险、科技、教育、咨询业、旅游业等。用这些产业可以带动“三北”经济。但是“三北”很大，北京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都带动起来。上海足够强大，也没能把整个东部都带动起来，目前带动的主要是长三角；广州、深圳的力量也不小，也只是带动了珠三角。“三北”的面积加起来是全国面积的一半还多，而且人口也很多，如果北京要带动“三北”，首先要自己壮大起来，但这也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他认为，北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带动京津冀经济，吴良镛院士称其为大北京经济圈，最多山西、太原、内蒙也可以带动一部分；最起码，北京能带动华北地区就很不错了。一个现实的办法是，从目前讲，北京的经济可以辐射到西部的陕西，陕西再去带动西部其他的城市；北京可以影响到沈阳、大连，但是要北京去带动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就有点鞭长莫及了。

　　李京文教授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城市之间的带动应该是一种波浪型往外拓展。北京应该影响一些离它不是很远但关系又比较密切的大城市，然后这个大城市再去带动第二个、第三个环节，不要理解为北京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做的。

　　北京凭什么带动“三北”经济？

　　北京是全国的金融决策和宏观调控中心城市。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商业保险等重大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涉及全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在这里制定和发布。北京无疑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北京要带动三北地区的经济，技术、人才不成问题，目前看，物流这个硬指标北京是否具备呢？

　　杨开忠教授认为，从货运方面看，北京是东北、西北、华北最大的物流城市，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北京毕竟不是沿海城市，只是一个近海城市，所以北京要走和天津联合的道路，天津有港口，可以弥补北京的不足。

　　不可否认，北京和天津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各自为战的意识，到今天为止这种分割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两个城市之间互不相让，相互不服气，但因为北京是首都，发展上占有一定优势，慢慢地天津就落在了后面。北京和天津距离很近，在地理、经济上也有高度的互补性，因此，北京与天津的联合，不管主观上怎样想，经济规律最终会逼迫北京与天津联合。

　　那么，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合怎样实现呢？杨开忠认为，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次要消除体制障碍，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合作还存在制约因素，两个城市之间还没有建成经常的、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协商机制和制度安排；第三，要改善基础设施。北京和天津要进一步联合，还需要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建立起城际高速铁路。只有这样，才会大大提升两个城市之间要素、人员、资金、产品、服务之间的流动。

　　无论如何，北京要带动“三北”经济，硬件是必不可少的。但除了这些，杨开忠教授还特别强调，首先，北京在为全国服务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本地化，为本地服务，通过在为本地服务过程中，把北京及周围地区的首都圈建设成为能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提并论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这样一个首都圈，就可以把“三北”经济带动起来。

　　其次，在本地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把北京首都圈和东北、西北、华北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这样在观念意识上就有了一个地方性的区域性中心；在经济运行中，各个地区之间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第三，要在北京建立“三北”协商机制。如果有可能，可以在北京组建“三北”协商经济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相互协作。

　　第四，各个地区应该敞开门户，破除地方主义，相互之间不要搞产品壁垒。要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战略下，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北京哪些领域可以带动“三北”的发展？

　　那么，北京在哪些领域可以带动“三北”经济发展？李京文教授认为，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很有优势，很多领域在全国都是领先的，而且人才比较集中，合作企业也比较多。“三北”地区资源丰富，有很多适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阳光地带”，可以更多地和北京合作。

　　其次是文化、教育领域。北京是古都，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教育很发达，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等，可以为“三北”地区传授经验，带动“三北”各地发展。

　　第三，北京在交通、物流方面也能带动“三北”的经济发展。北京是我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全世界、全国都跟北京有联系，这就为物流、人流的合理、通畅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四，在金融、财政方面，北京资金比较雄厚。目前，除了交通银行外，其他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外资银行也纷纷首先进驻北京。北京的融资渠道很多，外汇储备也主要在北京，可以更多地运用资金优势和西北、东北加强合作，搞联营和并购，促进各地经济发展。

　　李京文教授认为，“三北”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北京应该区别对待。东北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通过北京取得一些高新技术，改造、提高、振兴老工业基地；华北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老工业基地，经济基础比较好，应该加强协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城市带，比如，北京应该与天津、保定、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等城市，组成一个更紧密的城市带。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也必须形成一个城市集群，无论是企业或城市，只有发挥集群的力量，才能有效扩大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规模效益，也才能够共同发展。至于西北，李教授强调要另当别论。他说，西部整体经济比较困难，相对后进，北京应该主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多支持西部，从开发矿藏、发展“阳光经济”的角度推进大西北的开发。

　　北京宏观上该做何调整？

　　北京要能带动“三北”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在宏观导向上做何调整呢？杨开忠教授认为，首先是北京地方化和区域化问题。要使北京在全国和全球具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就要善于利用当地的优势和当地的有利条件。

　　其次是让科教文卫成为北京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的科教文卫很发达，但我们基本上把科教文卫作为事业来看待的，在经营管理、观念、体制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成为了财政的包袱。实际上，科教文卫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可以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第三是提升北京的服务化职能。北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目前可以说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中心，北京的经济职能主要是服务，为全国、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北京要提升服务化职能，应逐步使其国际化、专业化。专业化，就要强调标准问题，只有专业化，才能提高生产率，提高竞争力。比如北京的资讯业很发达，但是现在评同一类资讯项目，会有不同的说法，这就是没有标准化，所以很难形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服务也应该标准化，真正走向有规模的专业化。

　　第四是北京在空间布置上要考虑疏散其中心城市的功能。现在北京作为中心城市非常拥挤。所以，北京应该疏散中心城市的功能，向北京以外的周边城市，比如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转移。北京的昌平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这里有很多的知识科研创新机构，研究性大学比较集中。

　　第五是北京应该高高举起新经济这面旗帜。北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开放的、平等的、诚信的、密切接触的网络体系。现在政、企之间的沟通渠道比较畅通了，相互之间的亲和力也比较强，但是大学或研究机构跟企业之间、大学或研究机构跟政府之间的接触，还比较薄弱，还需要很大提高。在这方面，可以考虑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延伸，把北京、天津有条件的科技园区都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旗帜下，把中关村变成一个接触合作的平台。通过中关村的建设，北京朝外的CBD建设，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的中国新经济中心是完全可能的。

　　在宏观政策导向上，李京文教授认为，北京应该树立更加开放的观念。中国目前都已经对世界开放了，北京应该对“三北”兄弟省市和地区更加开放。目前在建筑、蔬菜市场等方面已经比较开放了，但是因为担心有些方面开放之后引起混乱，所以开放力度还不够，这样势必影响竞争。北京应该是一个提倡竞争、协作、互利、双赢的城市，不要因为是首都，占着很多方面的优势，就只顾自己埋头发展。如果这样就形不成竞争、协作，北京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竞走，当以上海与深圳的双城之争为代表。但它们基本上都处在中国南方。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自有其独特的地域优势，完全应该着眼整个北方亦即“三北”，从而实现更大的价值。我们希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看到北京带动“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