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稽查组入川 全国76%国债环保项目不合格

　　本报记者 吴雨珊 成都报道

　　8月下旬，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7人小组用了21天时间，马不停蹄地实地调查了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临走时还带走了省计委提供的一大摞相关文件。

　　发改委稽查组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证实：“这批国债环保项目存在很多问题。”相关调查表明，这批动用首笔1.43亿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幅缩水。

　　事实上，四川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据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经过对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的审计，这些项目总投资额58.41亿元，使用国债资金19.95亿元，但其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

　　有四川省环保局人士向记者分析，发改委此次可能把四川作为一个解决全国国债环保项目问题的切口。

　　“先天不足”的国债项目

　　发改委稽查组在检查了11家垃圾处理厂后，发现能够正常运行、发挥效益的有成都、德阳、攀枝花等3家；能发挥部分效益的有九寨沟、内江、都江堰和江油4家；问题严重的4家分别是什邡、茂县、松潘和小金。有关人士解释，问题严重的含义是“基本上没有运作，没有发挥效益”。

　　山清水秀的阿坝州是1998年国债环保项目的重点倾斜地区，这里有四个县建有垃圾处理厂：九寨沟、茂县、松潘和小金。阿坝州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九寨垃圾处理厂现在差不多只能按设计标准的7成运转，小金和茂县只用到了5成，松潘最差，除了炉子还能烧，其他的设备基本上没怎么动。”

　　而在1998年，兴建九寨、松潘两个垃圾处理厂所使用的国债资金分别是728万和618万，茂县约为700多万。除此以外，各县财政每年还要拿出34万到50万不等的钱用于垃圾处理厂的日常运营。

　　事实上，不少地方由于县财政困难，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配套资金维持垃圾处理厂的生产。问题当然远不只此。经过21天的行程，发改委稽查组找到了其它导致项目效益低下的原因。

　　稽查组坦陈，首先这批项目存在宏观决策失误，在没有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政府的会议记录便决定了一个垃圾处理厂的投资框架，这就使得项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稽查组还发现，由于当初设计缺乏科学性，好几个厂址距离河流很近，容易造成二次污染。还有部分厂建设规模偏大，设计日处理量远远超出了其所需规模，根本无法全力开工，浪费不小。

　　消失了的绿色环保公司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业主不约而同地报怨，设备的质量太差。

　　“设备容易出故障，用一段时间就要修，最恼火的是机器采用的是非标准设计，也就是每一个零件都是非标件，在市场上买不到，坏掉一个零件都要千里迢迢去成都或内江！”一谈到设备问题，茂县环保局一位姓唐的负责人火气很大。

　　更令人称奇的是，茂县垃圾处理厂的厂房与设备的尺寸严重不配套。这位负责人给记者描述道：“厂房和设备的尺寸不合，有的设备放不进设计的地方去，有的放进去都顶到天花板了。”而这些设备和厂房的设计都是由绿色环保公司一家提供的。

　　绿色环保公司全称是四川省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面简称绿色公司)。在省环保局，这是一个被忌讳的名词--因为绿色公司，省环保局局长郭兴邦被撤职，并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绿色公司1998年才注册成立，之前没有任何运作环保项目的背景和资质，为了让其畅通无阻地取得承包资格，省环保局没有公开招标，甚至在其尚未注册之时，就已向其发放了部分环保治理资质证书，注册过程中又发放了其他证书，使其摇身一变成了甲级环保治理企业。

　　凭着这些资格证书，绿色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对项目进行了“总承包”，即除了土建由当地负责以外，一切都由绿色公司一手操办。据传，郭兴邦的儿子在绿色公司就任高职。

　　郭的问题被揭发后，省计委、省环保局相继通知蒙受其害的垃圾处理厂，可向绿色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赔偿。2002年，绿色公司被省环保局勒令退出市场，取消其经营资格。

　　谁来保障国债资金的效益

　　从1998年垃圾处理厂立项到建设施工、后期运作，省计委、省环保局、省建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曾多次到各地垃圾处理厂进行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

　　今年4月，省计委和省环保局又再次联合对阿坝州四个垃圾处理厂进行检查，提出三条整改意见。一是追究设计、监理、设备提供者的责任；二是增加收费，；三是明确管理机制，实行真正的企业化运作。

　　但省环保局一人士告诉记者，原来设想的企业化运作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但根本达不到要求，因为厂里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现在所谓的企业化运作充其量只是企业化管理，按劳动强度给工人发放工资。

　　针对如何保证下阶段国债资金不再流失的问题，有省计委稽查办人士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上级对下级的纪律监督，还应包括社会监督，比如公开预算可行性报告，工程可行性报告等。工程的透明度提高了，决策程序公开了，就会相应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人为的因素。”

　　而复旦经济学教授华民则认为，国债使用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债环保项目的投融资体制不合理。“借款人和使用人是不同主体，自然就会增加代理成本。换句话说，钱是中央的，地方政府肯定抢着报项目，先把钱拿到再说，至于用得怎么样，那不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