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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一个个经济发展的瓶颈被突破之后，金融则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民间10万多亿元储蓄积淀在银行体系中而又千方百计地从国外引进更多的投资；银行大量存贷差的存在而成千上万中小企业资金短缺；超信贷增长进入少数热门产业而这些行业的产品严重过剩；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需要剥离而新不良资产又在不断增长等，这一系列的现象都表明国内存在严重的金融瓶颈。
那么，国内金融瓶颈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建立起降低交易费用的体制？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够为巨大的储蓄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为什么国内的金融体系不能在资金的剩余者与资金的需求者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还有，金融资源的权贵化是否有所发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内金融改革一直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之后，其他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了，但是，金融业还如在计划体制下一样，整个金融资源仍然由政府所控制。这不仅使得金融市场运作效率低下，而且也使得金融改革十分滞后。在计划体制主导下，先是通过国有银行体系让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到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由此积累了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然后又通过股票市场帮助国有企业“圈钱”脱困，从而让证券市场进入边缘化的怪圈。可以说，被誉为最为发达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则成了最为计划的东西。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又热起来了。特别是房地产，其投资过热更是无以复加。今年1-7月，全国有11个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50%，35个大中城市有10个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70%，有些城市连续两年房价每年上涨20%，有的甚至上涨30%。而按照一般房地产泡沫标准(房价上升40%)，中国许多地方的房地产偏热或泡沫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伴随着近年来最高投资增长率的是国有银行信贷超常规增长。如2003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16.31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创1996年8月以来最高纪录；广义货币(M2)余额21.06万亿元，同比增长21.6%；2003年6月，贷款增长5250亿元，创单月贷款的历史最高纪录。还有从贷款的投向看，前8个月票据贴现贷款增加4240亿元，同比多增2986亿元等。而这些现象基本上是市场与计划交织的结果。
新一轮的信贷增长完全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信贷扩张为基础的投资膨胀。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它们成为新增贷款的主要动力。在新增贷款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1年的51.2%扩大到今年一季度的61.8%。为了走出困境与上市，银监会早已下指标，四大国银行有“双降”(降低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指标，而扩大贷款总量这个分母似乎是降低不良贷款率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风险与回报的平衡方面做得较好的股份制银行来说，并没有跟着国有银行盲目扩大贷款规模，因此它们的市场份额已从2001年24%下降到了2003年一季度的16.7%。
其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的考核标准也有所改变，由以往降低不良贷款率为第一要务，改变为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按年底贷款余额的1%提取呆账准备金。由于目前银行存贷款毛利差只有2%，如果上半年放出贷款，下半年可以收息，这样有1个百点的利润。如果在下半年增加贷款，不仅对当年收益贡献不大，反而会由于贷款基数增大而增加年底中呆账计提，影响银行利润。这样，也就驱使了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
再有，为了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扩大贷款规模，银行利用金融工具“对倒”也是今年一种扩大信贷规模的方式。从以上可以看到前8个月票据贴现贷款迅速增加的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有银行的运作成本仍然是通过计划的方式让社会来承担，而整个收益则希望通过市场的方式让单位来获得。这种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的行为，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来重重困难与风险。
当然，针对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超增长的现象，对银行信贷收缩的调控举措数月间也频频出台。如对房地产信贷的收缩，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8月23日央行宣布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来，离决定开始执行此项调整的9月21日没有几天了，但一般企业表面上没有什么动作，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对此没有多少反应。但是对金融机构及股市来说，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来说，反应则异常强烈。从上周开始，为了帮助股份制银行渡过目前资金短缺难关，人民银行已经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停止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出资金，把资金拆出给这些股份制银行。为了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定向拆放资金，同时保证自身发展，四大国有银行拆借资金的权力也向总行集中。这样金融市场持续半月多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态势，拆借利率上升，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短期内没有多少缓和的迹象。在这里，计划与市场又交织在了一起。
总之，由于计划与市场的交织，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困难，它也是国内金融体制改革难以逾越的最后堡垒。国内金融改革如果不从这里切入，是无法找到解决问题之症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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