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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正在发生的一切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政策壁垒逐步消除，民间资本得以按成本-效益原则自由流动，得益的将不仅仅是民营经济，中国经济整体将受益无穷
□本报记者余力
在浙江萧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地的一家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畅销东南亚市场
。为扩大生产，厂里决定投资30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从1990年代初期起，这一项目向萧山县、杭州市、浙江省三级计划部门报批，前后跨三个“五年计划”，历时8年。项目建成后，市场已沧海桑田，“没有生产过一天，没有出过一个产品。现在车间已经用推土机推平了，用来开发房地产”。
1990年代中期以前，萧山的投资管理制度仍是计划经济的模式：无论国有、集体企业，还是乡镇企业，投资5万元以上都要报批，而报批分为立项、方案评审、批复三道程序，手续繁杂，时间冗长。萧山一位官员说：“那时的企业老总，对人、财、物都没有决策权，顶多就是车间主任的角色。”
这一“跨三个五年计划”的案例给了当地政府强烈震动，“我们到底管了些什么？”反省之下，上下形成一个默契：“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环保要求，民间投资可以自主决策”。
时至今日，像萧山这家企业一样的不幸故事已不再上演。代之出现的则是，大批浙江民企正在不断表演着突破“政策禁区”的惊险动作，并屡屡成功。这不仅在于浙江民资的规模日益壮大，对本地经济起着直接的拉动作用，从而使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还在于浙江民企已然证明了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和智慧去开辟新的领地。
今年3月，杭州市及所属区县将社会性投资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对民间投资松绑，萧山也在其中。萧山当地官员说：“其实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现在只是从政策、法令的层面上正名了。”据了解，浙江全省的登记制政策正在论证当中，将于近期出台。
不宣而入
浙江萧山的民企破冰之旅，是从一家化纤公司开始的，这家公司4年前的一项试探性的投资项目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今年年底，这家化纤公司聚酯熔体直纺项目第三期将投产，聚酯熔体直纺年产量将达58万吨，公司也将由此进入年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行列。然而，仅仅两年前，这家公司的生产线还在政策压力下有夭折之虞。
从一个小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这家化纤公司，在1999年9月作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投资4.5亿元兴建17万吨聚酯熔体直纺生产线。这是当地纺织业的紧俏原料，基本依靠输入，而生产主要由国有化工企业和外资垄断。
当年，为了抑制聚酯企业的过热，有关部门特地发出通知：凡聚酯建设项目，不分规模大小、资金来源，一律按项目性质分别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重大项目报国务院审批。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审批聚酯建设项目，所有银行均不得为其提供贷款。
知道即使上报也“不会批下来”，这家化纤公司便以生产农用薄膜为由申请了设备指标，自行投资。
而出于不愿原材料受到制约、避免支柱产业———纺织成为夕阳产业的考虑，萧山县于1999年提出了“向产业链前端延伸”的策略，也默许了这家公司的行为。最先发难的反而是这一领域的竞争者们———大型国有石化企业，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投诉，认为在萧山进行的投资行为违反了国家政策，损害了国企的利益。
国家相关部门的反应迅速而直接，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前后多次到萧山调查。但这家化纤公司生产线的设备和工艺水平都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产品质量也令人赞赏，而投资额仅为国有企业的几分之一。
有关部门最终没有查处，2002年、2003年该公司的二、三期生产线在默许中先后投产。也许，是当地发展的热情以及先进的设备，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打动了调查小组的成员；也许，是当地人的疑问引起了他们的沉思与重视，“与其让外资企业进来吃掉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让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提前进入历史舞台，与外企斗一斗？”
2002年，国家经贸委召开行业会议，这家化纤公司受邀参加，介绍经验。据悉，这家化纤公司还准备在宁波投资兴建PTA生产线，目前项目正在审批中。
“这次破了政策的坚冰，以后萧山的民企投资顺利多了。”当地官员如是评价，“我们的工业企业99%是民资、外资。民企投资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原来的审批制度下，政府要代替他们进行决策，存在失位、错位和越位等诸多问题。”他介绍说：省里、县里能放开的，都已经放了。现在没放的，是部委的一些审批权限。这个只能等待国家来调整。
联手国企
萧山这家化纤公司不宣而入的胆大包天只是特例，更多的浙江民企还是采用一种更为婉转的方式来探入政策禁区。距萧山不到一小时车程的绍兴县的两家民企———浙江展望和浙江加佰利就是如此。
绍兴县政府所在地柯桥，这里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轻纺城”。在这里，95%以上的工业企业都是民营的，上亿的投资项目比比皆是。经过20余年从乡镇作坊到现代化生产线的发展，这里的纺织企业已完成了原始积累，已有了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去进入多年以前对他们而言遥不可及的领域。
而市场的充分竞争也使得织布这一产业环节的利润被充分挤出，而产业链越往前端，投资门槛越高，利润空间越大。大多数纺织企业图谋进入的是利润达25%的PTA领域。
PTA是聚酯(涤纶纤维)的原料，而涤纶纤维占纺织面料的五成以上。中国的PTA年需求约750万吨，60%以上依靠进口。仅绍兴柯桥及其附近地区的PTA年需求就超过200万吨，而整个浙江尚没有一条PTA生产线。
从2000年3月开始，浙江展望和浙江加佰利这两家纺织企业就联合深圳华联这一中央直属企业，向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积极申报上PTA项目。三家发起成立了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华联控股占51%，浙江展望和浙江加佰利各占24.5%。
然而，PTA的管制非常严格。由于资金需求极大、技术要求极高(仅生产专利购买费用就高达数千万美金)，加之生产原料PX是高度易燃易爆物品，项目须由国家计委(现发改委)审批，再报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在考核的排序中，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无疑不占任何优势。
审批过程历时近3年。由于项目事关当地产业前景，绍兴县专门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由主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全程参与报批的事项。“虽然省计委把三鑫排在第一位，但到了国家计委，仅项目立项就被否决了两次。”知情人透露，当时如果没有华联控股这一中央直属企业也参与投资，批复过程可能还要漫长。据悉，允许民营资本介入的重要理由是“当地民营企业具有成本控制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种种成功经验”。
而在三鑫之前，所有中国的PTA企业都是国有石化企业或外资投资的。今年国家只批准了三鑫和台湾远东两家，而三鑫是目前惟一一家有民营资本参与投资的。
事成后，展望、加佰利的董事长分别出任三鑫的总裁和副董事长，他们日常办公都在三鑫，而把原有的公司交给他人管理。这两家民企对此项目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毕竟这一项目得来不易，要知道，仅在绍兴一地，仍有众多规模和实力毫不逊色的民营企业徘徊在PTA的门外而不得进入。
再跃龙门
在浙江全省涌动的民间投资潮流中，政府的角色分外引人注目，绍兴、萧山当地政府的行为并不是鲜见的个例。“很显然，政府已经开始主动地为民间资本争取更大的空间。因为浙江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于民间，无论税收、就业，还是GDP增长，这些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都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利益都趋于一致。”当地一位学者坦言。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运用数理统计和调查等方式预测：到“十五”期末，浙江民间沉淀的资金将达8300亿元人民币。来自温州的统计数字则显示，仅温州一地沉淀的民间资金就达1000亿元以上。
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7月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地庞大的民间资金，除了向民企自身熟悉的制造业领域投入，在产业链上向纵深延伸，以获取更高回报之外，另一个主要的投向为收益率较高、准入门槛较低的房地产领域。对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楼市而言，以“炒楼”为目的，身携巨资四处出击的温州“购房团”成为房价上升的助燃剂，他们的抵达几乎是当地居民的噩梦。更有实力的个人或企业则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直接参与西部等内地省份的房地产开发。一位在江西、山东投资十多亿进行房地产开发，参与了对上海静安希尔顿饭店1.2亿美元收购案的民企总裁坦陈，房地产不会成为他的主业，“但如果有快钱挣，为什么不挣？”他认为，资本的属性就是要流向利润高的地方。
但是，从宏观而言，如此庞大的民间资金向“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其后果多少令人担忧。“从来就跟着政策走，往往比大部分人早走半步”的浙江企业家们现在看到了更具可持续性、也为当地所需的领域——基础设施。
除了广为世人所知的民间资本投入第一次超过50%的国家重点项目———杭州湾大桥之外，来自当地的最新消息是，绍兴、萧山将各建一座横跨钱塘江的大桥，“都是为了拉近与上海的距离。”据悉，两座大桥都在论证中，当地民间资本反应踊跃，“如果项目通过了，主要会由民间资金投资。如果项目好，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资金，在我们这里不会有任何问题。”当地官员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比路桥更让浙江全省官员头痛的问题是———电。据悉，三峡水电站分配给浙江电网的电力，今年仅够浙江全省用2.5天，“随着工业投资的增加，明年可能只够用两天。”据当地官员介绍，电力瓶颈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的主要因素，“最糟时供一天停一天。全区400多条输电线，要拉下150条的电闸。由于工业的增长，用电量年增25%，供求的缺口还在每年扩大。”
众多的民间资金，已经开始向电力领域投入。但30万千瓦装机容量以上的电力项目国家是控制的，电厂都是国有的。而小火电国家明令禁止，小水电虽未禁止，但对于环境有不利影响，规模也太有限。对于想投资大电厂的民企来说，资金、技术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准入政策。
位于温州乐清的人民电器集团，就是一家准备吃大电力螃蟹的民企。集团董事长郑元豹透露，除了加强原有产业链———高、低压电器的重组、兼并和联合，继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品牌价值之外，他计划从电力产业的设备配套向高端———发电厂扩展。人民电器计划与国内六七家合作伙伴和美国的能源投资公司太平洋投资公司合作，投资140亿元人民币，在内蒙古兴建一座年装机容量为4×8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厂。
郑元豹坦率地承认，原有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他投资电力的主要原因，“过去100万元的合同，利润是80万元；现在同样的合同，利润不到8万元。另外，在温州建火电厂，煤的成本为280元／吨，而在内蒙古的成本仅需38元／吨，仅仅这个差价就是可观的利润了。”
郑元豹形象地比喻自己的投资理念为“跟着太阳走”，目前要在全国寻找符合产业方向的高利润领域进行投资，将来还要在全球进行投资，建成“我们中国的跨国公司”。
但在电力行业专业人士看来，郑元豹要达成他的计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型电力项目需经国家发改委审批，“从预可行性报告到立项，到可行性报告评估，再加上环保评估，正常的程序没有3年下不来。更何况现在所有中央的、各省的国有电力公司都在抢着报项目，如果没有相当的资源，民营资本不知要排到什么时候了。再加上项目3-5年的建设周期，等项目建成，一个经济周期已经过去了，也许那时中国已经不是电力不足，而是过剩了。”
业内专家透露，虽然中国现在最大的火电厂仅为240万千瓦容量，但已批准和在批的项目已经有不少了，郑元豹的火电厂如果能够得到批准，“到时也许勉强能进前10位”，而且，“到现在我还没有听说民营资本投资大型电厂的。”
但无论前面是怎样的障碍，路途有多遥远，“只要定了目标，无论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走到。”武术教头出身、个性坚毅的郑元豹表示绝不放弃，而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大力配合下，目前有关项目的准备进展顺利。
在浙江发生的一切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政策壁垒逐步消除，民间资本得以按成本-效益原则自由流动，得益的将不仅仅是民营经济，中国经济整体也将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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