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汇管制放松 人民币汇率稳定不等于固定

　　汇率不宜动汇制当改革

　　汇率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本报驻京记者马克

　　改革信号已经发出

　　无论是世界二号经济强国日本的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还是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都未能改变中国领导人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决心。9月3日，随着斯诺亚洲之行的结束，欧美日等国对人民币在近期内升值的希望也已化成泡影。

　　但是，这一切并非原封不动。事实上，改革的目标10年前就已确立。1993年11月，国务院在《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

　　这一目标从来都没有放弃，只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改革的节奏有所放慢，致使外界误以为中国已经转而奉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半年多来，误解达到了高峰，以至于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月内两次重申，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8月5日，在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鲁宾时，温总理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9月3日，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时，温家宝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温家宝两次表态有着细微差别。“基本稳定”是一个有回旋余地的措辞，“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则传递了更加清晰的信息。温家宝使用了一个典型的经济学术语——均衡。在经济学语境中，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被称为市场的均衡，交点时的价格被称为均衡价格。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制改革的方向，正是要建立以市场供求关系发现均衡价格的汇率形成机制。事实上，只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变，那么从逻辑而言，任何不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都是讲不通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资源配置。

　　由此不难理解，人为干扰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副作用，比如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对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

　　1997年之后的几年，由于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加上周边国家经济的高度脆弱，中国收紧了汇率浮动的范围，加大了资本管制的力度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这也是非常时期的必要之举。

　　不过，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我们早晚都要回到预定的轨道中来。也就是说，有管理的浮动不仅要求有管理，而且也要求浮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等于固定。

　　9月3日斯诺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说：“在我们最需要答案的汇率问题上，我还是听到了中国的再次肯定，即：中国政府将长期着眼于使汇率具有更大的弹性。我已经被反复保证，这一过渡政策的步子现在正在迈开，这一进程将得到继续。”

　　改革的先决条件

　　斯诺说得没错，“步子正在迈开”，尽管人民币汇率没有变动，但从去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已经放松。

　　9月4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答记者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在汇率、贸易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观点。

　　周小川列举了中国政府在放松外汇管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所做的十件事情：第一，去年11月份出台了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政策。第二，一直在积极研究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政策。第三，明确支持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第四，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第五，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人民币债券。第六，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第七，个人出国换汇限额由2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第八，简化出境携带外汇手续。第九，移民、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成外币汇出。第十，允许更多的企业在经常项下开立外汇账户，提高外汇账户内的资金限额。

　　此外，实行了多年的企业强制结汇正在改为自愿结汇。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减少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有助于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就不可能轻易收回，因此其效应是持续的。就汇率形成而言，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真实性，从而使人民币的汇率更加接近均衡价格。

　　尽管如此，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尚未真正被触及。这就是说，如果真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第一，必须有一个能够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第二，必须有一个有意义的汇率浮动范围。

　　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可兑换程度需要大大提高，因为外汇管制必然扭曲供求关系；这还意味着提高人民币的浮动范围需要大大提高，否则均衡价格就无法实现。

　　温家宝在8月5日说，我们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9月3日，他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改革前提：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而周小川的答案是迄今为止中国高级官员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上最为充分的表述，他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贸易放开经营大体比较充分，服务贸易比较开放。二是资本项目过度管制得到消除，市场真正能起较大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迈出步伐，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

　　周小川说，上述三件事在我们的顺序安排上是比较靠前的。汇率浮动机制的最终完善应该放得稍微靠后一点。当然，顺序选择也不是完全没有灵活性，但在这三件事基本做好之前，汇率形成机制方面步伐不宜迈得太大，否则逻辑顺序上不太合适。

　　有市场才能有价格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目标是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市场化。

　　他说，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主要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增加外汇的需求和供给，二是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三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这三项中，李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资本项目管制，其次是央行的干预行为。

　　李扬表示，人民币应当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灵活，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应与银行利率市场化齐头并进，殊途同归，完成这一过程大概需要5至10年。

　　金融界人士认为，周小川和李扬所表述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只有实现了贸易自由化，经常项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只有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只有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不被扭曲；只有国内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担心放开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国内金融危机。

　　至于几项改革的次序是先后还是并行，完成改革的时间是5年还是10年，见仁见智。此间观察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汇制改革的紧迫性。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可以在1%幅度内浮动。

　　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为调剂外汇头寸而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理论而言，这个市场应当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因为金融机构背后的客户是企业和个人，他们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但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有：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该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其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会员参与该市场的热情。这些问题无疑应在改革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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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1949年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由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演变。

　　1973年之前，人民币实行钉住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之后，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

　　1981-198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公开牌价的双重汇率制度。

　　1985年，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1美元兑换2.8人民币。之后几年，人民币汇率逐步下调，到1990年底，1美元兑换5.22人民币。

　　1980年起，各地陆续开始实行外汇调剂制度，形成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格局。

　　1993年底，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至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迈出大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政府宣布执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最终将走向完全可兑换。汇率并轨之初，1美元兑换8.7人民币，此后缓慢升值，到2001年中至1美元兑换8.28人民币，并且至今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置于聚光灯下，各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高潮。9月5日，21个国家的财政部长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国采取“适当的外汇政策”，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