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美财长斯诺的北京笑容与中国制造扼喉之痛

　　本报评论 张庭宾 发自上海

　　63岁的斯诺没有掀他最后的底牌--强制人民币升值。

　　2003年初秋，这位美国财长的中国之行温和而绅士，远不像1985年，美国以“超级301条款”的经济大棒逼日本签城下之盟(广场协议)般泰山压顶。那一年，日本制造的电视、汽 车在美国所向披靡，就连美国经济支柱象征的三大汽车--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亦岌岌可危，美国无奈祭出最后的两张王牌，一张是对日本汽车等产品实行配额制度并提高关税，第二张是逼迫日元--大幅升值30%。

　　在这个几十年罕见的炎炎夏日，美国朝野对“中国制造”的情绪似乎一样燥热。代表美国制造业利益的“健全美元联盟”率先发难：中国制造是造成美国240万制造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而被低估的人民币是中国制造的帮凶；接踵而至的是一些国会议员要求财政部就中国政府是否操纵汇率进行调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随即公开表示，人民币应该自由浮动；而9月初，总统布什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说，首次暗示部分亚洲国家汇率“不公平”。

　　斯诺仿佛就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下负“气”而来。而世界300亿美元的游资早已偷渡中国，为人民币将大幅升值冒险一搏，他们等待着斯诺的铁面。

　　9月的北京，没有广场协议，斯诺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后笑容满面。

　　巨大的悬念落下，而又复起，斯诺为什么，斯诺要什么？

　　美国制造在中国

　　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2003年5月，出口美国的“中国制造”总额超过“日本制造”，美国并没有像当年对日本那样给以雷霆痛击。

　　是什么让美国人对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网开一面？

　　消费者从来只关心物美价廉，他们并不在乎商品的产地，美国人也一样。在乎商品产地的是本地制造者及受益人--工人、企业主和政府，因为进口可能使他们分别失去工作、利润和税收。

　　尽管一些美国议员对中国制造的措辞不很友善，但远没使用当年对日的战争性语言--日本对美国经济发动第二次珍珠港偷袭。因为现在的美国已非当日的美国，现在的“中国制造”从质上也远无法比拟当年的“日本制造”。

　　20年前，美国经济的工业象征地是底特律，那里是汽车和钢铁业的圣地，日本丰田、本田等汽车一浪高过一浪严厉地冲击着底特律的生存底线，动摇着美国的经济地基，如今美国工业的代名词已经演变为硅谷、信息和生物革命迅速崛起，传统制造业已经是日薄西山，同时“MADE IN CHINA”字样大多在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露面，最多在彩电上闪一点色彩。

　　现今的中国制造的“飓风”根本吹不动硅谷的衣角，甚至影响不了底特律，它们最多争夺一些美国夕阳工业的制造业饭碗，据称，自布什总统上台，美国新增的270万失业人口中有240万来自制造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当年“日本制造”象征着日本企业家的荣誉和梦想相反，中国制造起源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创造，而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是美国公司的灵感。

　　《远东经济评论》曾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飞利浦1980年代投资上海，是准备向10亿中国人贩卖产品，戏剧性的结果是，他们发现在中国制造飞利浦产品并输向全球更有利可图，如今他们每年50亿美元产品有2／3出口到中国以外。

　　基于同样的商业逻辑，美国一些重要跨国公司，如通用汽车、柯达胶卷和戴尔电脑、阿迪达斯也把他们的机器搬到中国，这使得“中国制造”与当年的“日本制造”出现质地的极大差别。日本制造几乎是100%日本企业制造。而现在的中国制造常常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日本企业在中国制造，德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有数据表明，在输往美国的一半左右的商品是跨国公司的“中国制造”。

　　美国公司中国制造往往被故意遗忘的潜在含义是：一、制造能力控制在美国总公司董事会手中；二、中国子公司的利润迟早要回报给华尔街的投资者们。

　　惟一的困难是，美国的制造工人不愿随机器一起搬家中国。中国政府未限制过美国劳工到中国就业，这和美国的做法截然相反。但几乎没有美国工人愿到中国谋生，因为同一种商品制造，美国工人年薪可能达到3万美元，而每周工作36个小时；中国工人年薪1000美元，工作至少在48小时以上。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当局当然不能对那些失业者实话实说：一是美国的老板和消费者不愿为你们支付这么高的价格；二如果你们不能转型成为知识工人，你可以到中国去制造。在当下美国中期选举如火如荼之际，议员们转移一下目标，妖魔化一下中国制造，不失为上上之策，甚至凭空变出一张声色俱厉的牌，岂不妙哉。

　　斯诺北京之行本身就是一种暗示：中国有一个中国制造的问题。

　　中国制造的扼喉之痛

　　中国制造对美国是一个真的假问题，还是对中国是一个假的真问题？

　　美国曾有这样一种“中国制造威胁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如果中国有意抵制美国，则美国会遭遇商品供应危机。这个论断非常怪诞，如果中国为美国、欧洲生产的彩电不运出去，难道每个中国人会为同时看三台彩电而长六只眼睛？

　　恰恰相反，中国正为彩电外销不畅而苦恼。2003年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启动对中国和马来西亚彩电的产业损害调查，涉案金额高达4.8亿美元，刚在美国艰辛取得份额的中国彩电顿感刺骨寒风。

　　遭受反倾销的对象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企业，这不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被反倾销，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截至2002年10月，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约544起涉及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涉案商品4000余种，影响中国出口约16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反倾销的公司，绝大多数是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美国公司中那些中国制造者。甚至诉讼者是在中国制造的跨国公司，如飞利浦在欧洲反倾销中国彩电，显然不包括它自己的“中国制造”，它要挤压的是中国企业的出口份额。

　　除了飞利浦以中国制造反中国制造之外，反倾销的主体最常见的还是制造业的工会或协会，他们反倾销是为了保住就业岗位；而传统贸易商，像熨衣板商，反倾销是为了威慑中国制造商只能向他们供应熨衣板，而不能直接供货给沃尔玛。

　　尽管反倾销各有各的目的，但美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重新生产熨衣板--那是得不偿失的，而是为了将中国企业的利润挤压到极致，乃至由此消灭跨国公司中国制造的本土对手。

　　中国的彩电企业正饱受这种扼喉之痛。然而，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这是对方的权力，其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规定：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在比较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时，如受调查的中国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反之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该条款的适用将在中国自加入WTO之后的15年中止(即2016年12月10日)。这一规定，使进口国常常利用第三国价格和成本，人为制造或提高倾销幅度。目前享受这种“非市场经济国家”歧视待遇的，在WTO成员中，只有爱沙尼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中国。

　　令中国制造更无还手之力的是--“产品特别保护”条例。在中美WTO双边协议中，“美国国内公司和工人可强烈保护自己免受进口迅速增长的损害”，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实施单方面限制，这个条款允许美国调整仅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而不是来自整个世界。它将在中国进入世贸后12年内维持有效。

　　作为这种“开放”的交换，中国必须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取消几乎全部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大幅降低各个领域的进口关税。

　　换言之，在美国资本和商品可以畅通无阻地挺进中国时，中国企业制造却会名正言顺地被“非市场经济国家”和“特别保护”两只巨掌扼住喉管。

　　假如中国制造真的让美国很痛，斯诺既没有打出更直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牌，也没有威胁以“特别保护”，言必称人民币自由汇率体系却也不强迫人民币升值，斯诺醉翁之意到底何在？

　　斯诺和格林斯潘的心思

　　斯诺此次中国之行第一个关键词是人民币汇率，第二个关键词是美国国债。

　　斯诺没有披露中国政府承诺购买多少美国国债，但他一定会卖掉一些，因为中美两国都有这个需要。身负巨额债务和预算赤字的美国政府需要继续借钱，而中国迅速膨胀的外汇储备需要投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300亿热钱投机目前已经达到了3565亿美元。

　　撇开热钱300亿，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由贸易顺差累积，重要来源是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在200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金额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金额高1000亿美元。这似乎成了中国制造的另一宗罪。

　　从消费原理看，这并不难解。商品销售就像金字塔，底大顶小，价格越低廉者基数最大；但利润很低；越是高档、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商品，其价格越昂贵，销售总量越小，但利润越高。在中美贸易中，美国绝大多数舆论从来只追究中国贸易顺差之罪，而轻松忽略双方真正赚到多少利润。

　　贸易逆差意味着中国的商品流往美国，而美国的现金流到中国，这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货币流产生危害。其实不然，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情况下，中国外汇储备的美元会以购买美国国债或一些大型基金的方式流回美国。换言之，美国并没有损耗资金流。

　　当欧元诞生后，美国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当局可以把美元兑换成欧元，从而投资欧元。

　　欧元的出现不但争夺着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对美元根本性的制衡在于，美国再不能无节制地增发美元，采取像它在1970～1980年代那样--美元贬值的方法，洗劫别国的财富，因为如果这样，中国可能会更多地投资欧元。

　　至此，斯诺的心思开始显山露水。他的两个关键词的关系也清晰起来。A计划，短期目标，游说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B计划，长期目标，给中国领导人和舆论播下人民币自由汇率系统好处的种子，有朝一日彻底完成中美间商品流和资金流的自动循环系统，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中国，这当然也是格林斯潘所乐意看到的。

　　尽管斯诺挟着中国制造问题风暴而来，但他也显然意识到人民币自由兑换仍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不能容忍国际热钱投机是小节，1997年～1998年两轮亚洲金融风暴仍然震撼着中国有理性和主见的人，中国不会放弃WTO协议也未曾涉及的最后防御工事。对一个已经充满了太多纠缠不清的复杂变数的转型国家，少一个致命性的变数，让复杂的问题尽可能简单化无疑是明智之举。

　　斯诺的高明在于，他中国之行本身就做了他要做的--美国式的经济常识课，他带动全球经济评论人，告诉中国政府实行自由汇率长期对中国有很多好处，而短期，中国必须减少向海外投资的限制，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样，在中国投资多年的跨国公司CEO们就笑了--在中国今年对跨国公司利用价格转移利润管制趋紧时，他们可以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名正言顺地拿走取悦华尔街，作为财长的斯诺就可以一举两得--美国企业界和华尔街的欢心。

　　斯诺的笑容似乎暗示这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成果。

　　这或许才是斯诺在“山水”之间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