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不宜在固定汇率的框架下调高汇率，但从中长期看完全可以扩大浮动幅度，严格些说是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本刊记者胡舒立/文

　　美国财长约翰·斯诺9月间的亚洲三国之行，被视为当前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大事。颇有 议论在说斯诺来华的目的是压迫人民币升值。斯诺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泰国，要参加APEC财长会，而此次会议，也有舆论认为是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一朵阴云。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我们面对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面对国际压力应当如何做出重大经济决策；二是人民币汇率究竟是否能自由浮动或有管制地浮动，在浮动中按市场规则升值(或贬值)。

　　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答案。

　　对前一个问题，国内一致主张中国应独立决策。

　　中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现在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走低，人民币随之走低。同时，人民币同美元相比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一旦同美元脱钩，人民币就会全面升值。今年初，海外分析一般认为人民币应升10%～15%，而最近以来普遍估计是20%～30%，足见升值压力之大。

　　当前国际上例如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有许多看法，认为人民币价格过低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了公平竞争。所以希望通过舆论、外交或其他手段“压”人民币升值。这些看法并不是很有道理，同时，中国在做出反应的时候，还是应主要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独立决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保持同步。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也很大，很可能难于应付本币全面升值的局面。升值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挑战使人深为担忧。

　　于是，中国做出了当前要稳定汇率的战略选择。相信这一做法有利于本国经济，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稳定。汇率稳定本来并不意味着不做任何调整，但种种舆论，谈多了有时就走了样，甚至可能出现了一种偏向，仿佛人民币是永远不能升值的，一升值就要大祸临头；仿佛中国稳定汇率是一种简单的政治选择，外国越压越要顶住否则就是守不住防线。这种认识误区是必须矫正的。

　　于是，就要谈第二个问题，人民币究竟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汇率体制？能不能升值？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其中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一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再被迫改成盯住美元的政策，实际上成了固定汇率。

　　应该承认，这种盯住美元的办法本身不利于资源配置，终究是要改革的。中国不宜在固定汇率的框架下调高汇率，但从中长期看完全可以扩大浮动幅度，严格些说是恢复有管制的浮动汇率，让人民币按市场规律升值(或贬值)。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其实，尽管选择了盯住美元，但中国从未宣布过固定汇率，而温家宝总理8月5日在会见美国花旗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鲁宾时已经说明：“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可见决策层心中非常有数。

　　按主流经济学基本定理，一个国家(地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国这样的大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必然选择，而资本自由流动不仅方向已明确且步子已迈开。因此，从长远看，中国根本无法选择固定汇率。

　　事实上，就是在当前，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固定汇率已经与独立货币政策出现明显冲突。因为央行必须将市场上多余的外汇买进来，这就相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而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又需要降低货币供应速度。加之全球化环境中资本管制成本过高，大量热钱因升值预期涌入中国，更增加了货币总量。因此，固定汇率已经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带来了影响。(参见本期封面文章《央行之忧》)

　　虽然在舆论层面存有偏颇，当前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人民币通过有管制的浮动汇率按市场原则实现升值，其实已经有了相当一致的共识。争议仅集中于技术层面，例如浮动的时机(近期还是中期)、区间(一步放大还是分步放大)和中心汇率的确定。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目前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过高，压力过大，中国从稳定汇率的战略出发不大可能在近期对汇率做出重大调整。但在中长期内，汇率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一旦在改革中扩大浮动幅度，则人民币价格很可能升至浮动区间的上限。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是项改革的时间表，不过，我们无法不相信市场的力量。中国毕竟已经走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