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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星海
上海作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香港作为远东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金融合作空间。当前,中央政府正以CEPA为框架加深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以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在此精神指导下,适时加强沪港金融合作,非常有必要,并且一定能达到双赢甚至多赢的效果。加强沪港金融合作目前可以考虑下列内容:
一、允许在香港注册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由外方控股的下属公司。我国加入WTO的协议规定了在这些领域的开放进度,但这个进度比较缓慢,特别是在股权结构上,规定外方只能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并且不能在合资公司中拥有控股地位。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这些合资公司的顺利发展,因为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外方,往往在公司管理中没有决定权。允许香港的金融机构率先突破这样的规定,可以帮助引入世界最优秀的金融企业,以加快内地在这些领域的开放进程,达到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的目的。对于这些香港在沪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由于实现了外方控股,外方可以将其在香港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和一部分业务骨干直接派来上海工作。这既可以充分利用香港充裕的金融专业人才为内地金融业的发展服务,又为这些专业人才打开了广阔的就业门路。相信香港的金融专业人士是非常乐意到上海来工作的。允许外方控股当然会对内地现有的相关金融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但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大的很,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竞争已经太激烈了,而是素质低的企业太多,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及时而充足的高质量服务。WTO有个一般性优惠原则,允许香港的金融机构控股,就必须允许其他国家(地区)的金融机构也这样做。但现在主要国家的金融企业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大都是通过其注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做的,因而允许香港的金融机构率先获得控股权不应引起大的反弹。顺便提一下,这样做还能促使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向香港聚集。
二、扩大香港在沪金融企业的业务品种和经营范围。我国加入WTO的协议不仅对外资金融企业中的外方股权比例作了限制,而且对外资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也作了严格限定。这在合资证券公司上表现的最明显,比如规定其不能做经纪、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这些限定都是基于几年前的考虑而设的,已经完全不符合现今的情况。可以考虑从香港在沪金融企业开始,取消这些过时的规定,尽量给外资金融企业以国民待遇。另外,我国金融业地域分割的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在上海的银行就不能给在南京的企业做贷款,这极其不利于规模效益的发挥,阻碍了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应考虑从香港在沪金融企业开始,允许它们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开展业务。这也有利于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的形成。
三、将一部分上海市政府掌握的社保基金交由香港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上海市政府掌握的退休基金(包括国有企业的企业年金)和积余的住房公积金等资金,数量相当庞大,现在绝大部分在银行里存着,收益极低。应该拿出一部分交由香港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投到国际资本市场中去。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很可能比我国的银行存款利率要高。我国各类社保基金的累积非常快,急需找到有效的投资渠道,将一部分资金通过规范的国际机构投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应是大势所趋。上海开个头,中央社保基金和其它省市可以跟进,这对香港的基金管理业是个巨大的推动,香港将可轻而易举地取代新加坡成为亚洲的基金管理中心。
四、允许香港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CDR。中国内地储蓄率高,资金充沛,融资成本低,所缺少的是好的投资品种；香港则有众多很有竞争力的企业,它们需要低成本的资金参与国际竞争,其发行的股票对内地投资者又很有吸引力；允许香港企业在上海证交所发CDR(中国存托凭证),可谓两全其美。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可以允许汇出国外,也可以用于这些企业在内地的投资。我国外汇储备丰沛,时下还暂时受累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允许发行CDR的时机正成熟。
香港市场体制完善,专业人才众多,自身优势非常大。与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背靠蒸蒸日上的中国内地。任何对香港的前景不持乐观态度的人,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非常多,仅沪港金融合作就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点。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在人民币还不可自由兑换、在中国内地金融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就去尝试一些半生不熟、大而无当、蕴涵巨大风险的主意。(作者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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