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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抵京开始其访华行程。近一个时期以来，斯诺每次公开露面，几乎必谈人民币问题，因此此次访华，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升温。昨天，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回答了《金融时报》记者的提问。
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盈余，经常项目应该大体平衡；为改进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在方便经常项目汇兑和放宽资本项目过分管制方面已采取了10项措施，并打
算在这方面继续做，稳步放宽外汇方面的管制。此外，中国有足够的对冲工具对付目前因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而导致有些“热钱”的涌入。
记者：“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周小川：中国当前的外汇体制是从1994年年初开始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始终是浮动的。1997年末，由于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我们应周边国家、香港和国际机构的呼吁，大幅收窄了汇率浮动的区间，表明人民币不会贬值，但也并不是固定汇率，只是浮动区间明显缩小了。
如果大家有个共识，认为亚洲金融风波已彻底过去，同时亚洲金融风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解决，中国也可以考虑恢复过去的浮动幅度，并在此基础上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但问题是，大家的看法并不一样，相当多的周边国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不应该动。
问：中国是否会继续维持较高的贸易盈余和储备增长？
答：根据近两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作为中央银行，我们清楚，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盈余，经常项目应该大体平衡。商务部也是这个政策。
问：中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是否可以用汇率手段解决？
答：国际贸易理论以及WTO的精神，从不强调双边贸易平衡，而是强调多边贸易平衡。在现在的经济、贸易结构下，即使中国通过贸易政策或货币政策的改革使经常项目在总量上平衡了，美方还可能在美中双边贸易上有比较大的逆差。这就不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了，而很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结构方面的问题和财政赤字方面的问题。
问：中国是否可以更多地考虑世界经济的调整？
答：中国的政策制定以自身考虑为主，同时也强调要考虑亚太和世界的经济。中国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大国，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平衡，也历来重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要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不要夸大中国的贸易状况对其他国家经济和就业状况的影响。
问：中国目前做了哪些事情来改进国际收支平衡？
答：大致有10条：1.去年11月份出台了QFII；2.近年来一直在积极研究QDII政策；3.明确支持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开展业务，投资的手续、兑换及汇出变得相当简单；4.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5.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6.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7.提高了个人出国换汇的指导性限额标准；8.出境携带外汇更加方便；9.移民、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汇出；10.放宽了经常项目下各类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以及对外汇账户的限额方面的管理。
问：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对冲工具来对付“热钱”?
答：最近由于这方面说法太多，特别是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有些“热钱”涌入。我们不能使“热钱”的投机行为得到鼓励。世界上投机的“热钱”数量实在太大，一旦放松，“热钱”会继续朝这个方向移 动，因此，从不鼓励“热钱”投机的角度看，当前应强调稳定为好。
一些人担心，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对冲工具来对付“热钱”。央行有能力对冲“热钱”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还会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应付这种局面。最近，央行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我们是会想办法对冲的。当然我们不希望“热钱”再进一步增加。信号也表明，如果想在这方面投机，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问：将来如果汇率机制改变的话，是否可以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答：如果中国国际贸易平衡了，或者说，基于汇率机制的变化经常项目达到了平衡的格局，美国是不是能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我觉得还应该多做一些结构分析，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多大程度上会与美国同类产品发生竞争和替代？美国的优势更多地在于高技术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例如，美国在交通、通讯、金融等服务方面对中国有很多出口，高科技产品在中国也会是很有市场的，这些优势能否得以发挥不见得取决于汇率。如果把视野仅放在一般商品贸易方面，是受局限的。因为从一般商品贸易方面讲，究竟汇率弹性有多大是个有疑问的事情。
问：人民币汇率是否对就业产生影响？
答：有人认为这次的汇率问题涉及影响某些发达国家的就业。经济学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对任何国家来讲，国内就业问题，更主要是靠国内结构改革来实现，特别是对大国来讲，主要是靠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的技能要为适应国际竞争力而进行调整。希望把压力转移给别人，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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