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城市贫困化 湖北随州市低保“众口难调”

　　低保，这个被称为解决城市贫困化的“最后一条保障线”，目前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失灵的危机……

　　-实习记者 余小倩

　　低保难“吃”到口了

　　8月初，湖北省随州市油厂的一位有30年工龄的老职工告诉记者，今年7月底，低保名单审批尘埃落定，今年的审定名单上只有20多人，而去年单位里300多名职工有百分之六七十都领到了低保。今年的低保为什么变得这么难领了呢？

　　记者来到随州市最大的综合治理试点社区，辖区占全城2／5的双龙寺社区居委会。负责低保工作的冷岩松书记解释说，随州去年是办低保的第一年。开办时，政府为了稳定，对凡是申请低保的人几乎全部都给发放，在双龙寺社区辖区的18600余人中，吃低保的有640多户，超过了1／10。这种不分贫富状况一律吃低保的做法，使国家办低保失去了意义，甚至花钱养了懒汉。因此今年严格了审核制度，对原来吃低保的户数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原有的640多户筛选后只有100户左右，加上第二批的还有百余户。

　　在随州市发的《曾都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中，有10条规定作为今年审批的把关条件。其中包括“三年内购买商品房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安排子女进行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入私立学校就读的”；“经常在营业性餐饮娱乐场所消费的”等。还有此后的民政局会议上补充精神“五个受理”、“四个审批”，包括申报内容不齐全，证件不齐全，买断工龄未进入养老保险的，收养子女无证明的、户口被篡改的等，都不能通过。据悉，低保加强了审批力度这在全国都是一致的。北京、宁夏、江西等多个省市地区今年都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来对低保的审批进行了严格规定。

　　对于这一标准的严格化，许多原来吃低保而现在不再享受低保的居民都表示理解。

　　一碗水如何端平

　　尽管法规出台对于低保进行了严格限定，但是在低保的实施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较为严重的是公平问题。一些不应该领低保的人仍然在领着低保，而一些需要低保的人却领不到。

　　有一户人家夫妇都下岗，但儿子在外地打工，有着4000元的月收入。父亲在申请低保受到质疑时说，“我是我，我儿子是我儿子，他有钱是他的钱，与我没有什么相干。”

　　另一户也是夫妇都没有工作了，但从前变卖私房有四五万的收入，而且曾经在外面打工挣过很多钱，但他仍然领着一家四口的低保，原因是他的财产都是隐性的资产。户主矢口否认家中有钱，调查者总不能查银行账户吧！

　　还有一家，虽然没有收入，但女的嗜好打麻将，有时一天能输上千儿八百，却面不改色。她家里依然拿着低保。

　　另外，据有关规定，35岁以下不考虑办低保，35岁至40岁有大病才能办。有一对夫妇，三十多岁，双双下岗，家中有一对双胞胎在读书，但因为夫妇俩人都没有专业技能，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却因为年龄不到而没有领低保的资格。

　　在二十多人的名单上，这类现象不在少数。这引起了下岗职工的不满。有人问：“都是一样因为国企垮台而失去工作，为什么对有的给予保障，有的不保呢？”对此，低保工作人员的回答是，低保工作的程序主要是：个人申请、入户核实、张榜公示，初审申报、审批、公示调整。无论是居委会还是民政局，都只能凭借上报的表格材料进行审核。而在申报材料中，只要有职工原挂靠单位出具失业证明，就在表面上符合了领取低保的条件。至于实际上申报人是否再就业了，是否原来有隐性财产等等，都无从反映出来。社区或居委会的人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把申报的几百户人家个个走遍，只能极少地抽样。

　　双龙寺社区的低保工作人员说，曾经有一人在郊区有房子，但调查时他把调查人员领到了他在城里打工住的租来的简陋小房中。还有一个单位的副经理，家中有170平米的住房，却把别人的房子指给检查人员看。

　　至于群众举报，一位职工家属说，虽然那些人有钱仍然拿着低保，大家很不满，但大家的心态是，反正是国家出钱，都是一个单位的人，谁愿意得罪谁呢？大部分人在这种状况下保持了沉默。

　　“僧多粥少”怎么办

　　在随州市发文件中规定，家庭人均收入在130元以下的，少多少补多少。比如说，家里有四口人，只有一人工作，月收入300元，那么应保的就是4×１30-300＝220元。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实行“一刀切”：每人发20至35元。这样的话，上面这个四口之家只能领到80元至100多元。

　　一名职工说，他一家四口领低保，领了两个季度共6个月，只领到了600多块钱。这对于他这个夫妻双方下岗，并且有两个孩子读书的家庭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而对于其他确实困难的家庭，如孤寡老人，家有大病成员的家庭，这一点钱也实在是不够用。

　　钱太少，是因为国家财政拨款，要照顾那么多人，保证了数量，就保证不了质量。低保工作人员说，今年审批的人数减少，金额可能会有所上升，达到人均30至40元的水平。但即使是这样，依然是太少了。

　　在随州这个小城里，除了邮政、电力、银行等几个垄断部门和公检法、学校等几个单位的效益尚佳外，其余如纺织、粮食、建筑等国企这几年都相继倒闭，没有倒闭的也都奄奄一息，留下了大批下岗职工，和虽然还在工作但实际上已没有收入的工人。很多家庭虽然不能达到低保的要求，但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

　　大部分家庭为了养家糊口，开始做起了各种小生意，修车，洗车，做早点，开面的、摩的，卖水果，开餐馆等等。在另一个叫乌龙巷的社区里，记者看到一位离了婚独自带孩子、在外面有一个摊位做生意妇女，领到了母子俩人六七十块钱的低保。她苦笑说，“这点钱，交点水电费总够了吧。”

　　出路在哪里

　　据悉，截至2003年年初，全国领取低保金的人数已上升到1964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目标。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混乱和漏洞。有的居民坦言：“对于那些真正困难的家庭，发的那几个钱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

　　乌龙巷一位姓张的低保工作人员说，低保不办也罢，就像过去的农村办“五保户”一样，把那些最困难的人保起来。或者，把办低保的钱多投一些到养老院，只把老人保起来，年轻的人，应该让他们自寻生路。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不办低保，而办起各种专项救助。比如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发放助学贷款，对有大病的家庭使其纳入医疗保险或类似的办理专项的救济基金。这些观点，有的尽管有些偏激，但值得思考。

　　另外，截至2000年底，我国城镇低保覆盖面虽然为100%，但是实际救助对象只有320万人，仅占到城镇总人口的0.8%，这个救助面显然太窄。美国近10年来，每年享受贫困线救助的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救助的人口为6%。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中国这一比例不应低于6%(绝对数2400万—3000万人)。

　　即使低保做到应保尽保，公平公正，并且能够足额发放，但解决城市贫困的根本，还在于抓好经济，给每个人提供稳定的工作。采访中有的职工曾经说：“其实有工作的话谁都想自己挣钱，那多踏实，不想伸手向国家要那个钱。”但在小城，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各方面对经济的扶持力度还是很小。低保工作人员坦言，“介绍下岗工人再就业，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那一步。”一位在居委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肖大爷悄悄对记者说：“居委会一年到头只忙检查，什么环境卫生，什么治安，什么流动人口，什么计划生育，总在做各种接待、宣传，还根本没有时间去工厂里看看赢亏，指导一下。”

　　经过8年的探索，中国政府推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只是一条装饰线，并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在实际的条条框框(有的地方人们称之为“12不准”、“16不准”)的约束下，城市贫民的“最后一条保障线”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大的虚拟性。